领导亲阅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这是畅通上下信息的通道,是领导有机会接地气的一个契机。通过群众来信,领导不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群众的所盼所想,所急所愿,不至于处于真空之中;另一方面,领导亲阅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在时下的权力运行之下,意味很多问题容易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且运转的效率也容易提高。
不过,领导亲阅只是一把钥匙,更多表明的只是一种态度,却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相比较而言,领导亲阅肯定没有公布电话来得方便有效。“公布领导电话”在很多地方有所尝试,但效果却差强人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过度倚重于领导个人的力量,靠的是权力推进而非制度约束,领导力量再大也斗不过制度的“肠梗阻”,更何况在“县官不如现管”的权力弊病下,领导亲阅即便不受精力所限,也很容易遭遇软抵抗而丧失效用。
跟“批示依赖症”一样,领导亲阅引人喝彩其实仍然是“人治思维”在作怪,表明权力运行法治和制度的失灵。现实中,很多问题本属于法律法规有着明确的规定,也属于权力部门的职责所系,然而法定权利获不得保障,群众反映问题时,像皮球一样被推来推去,及至领导批示一到便立马办理,甚至达不到资格也会创造条件。其结果,总理不如总经理,诸如民工讨薪等“总理工程”依然得不到根本解决。
领导亲阅的本意是发挥领导带头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制度效用的反思。退一步讲,领导亲阅本身就是其基本职责,之所以进行强调并成为新闻,恰恰说明自身责任的缺失。这同样表明,很多问题得不到落实,法定职责没有完全履行,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较为严重,“领导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其实是分析问题的一个切口。
领导批阅只能解决个体问题而无法顾及根本,只能解决点上现象而无法兼及面上,重视和过度依赖领导亲阅等技术手段,最后只能陷入人海战术,使领导也疲于应付而难有效率。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在于领导亲阅而在于如何落实,如果有一套好的反映渠道、运行机制、权力构架、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能使依法行政更有效的实现,那么领导亲阅也好、下级代劳也罢,其实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于公众来说,与其迫不得已,给领导亲阅创造条件,不如畅通运行机制,让事情在萌芽状态上就得到解决,岂不是更符合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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