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直接肇事者是一家化工企业。然而，据调查组结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上报迟缓、应急处置不力，也是主因之一。以“负有重大责任”的长治市环保局为例，是在企业报告事故89个小时后才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严重违反有关规定，且面对大量监测数据不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和建议，在监测数据连续超标的情况下，仍将污染事件暂定为“一般”事件，最终影响并误导了事故处置。
不按规定上报信息，不能作出专业判断，作为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如此失职无法宽容。当初，瞒报5天后，长治市长在“瞒无可瞒”情况下向社会致歉时，以三个“没想到”解释迟报原因。现在看来，“没想到”除了有敷衍公众、避重就轻之嫌，也与环保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有一定关系。说到底，无论是自己“没想到”，还是被误导了才“没想到”，其背后都是一种失职。
这尤其让人反思。并非每个地方都会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但是，在当前中国进入“环境风险期”与“环境敏感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地方会面对公众的环境焦虑。就像近期，浙江一企业家痛心于家乡的河流污染严重，以“20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公开“悬赏”;春节以来公众对地下水污染的持续举报与质疑，也将山东潍坊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今后要更多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按规定上报信息、及时处置，还要学会面对公众如何回应，包括如何面对“悬赏”与“举报”，如何及时核实，作出专业判断、正确建议。
环境问题已经置身一个全新的时代场景。一方面，信息化让环境问题暴露后传播越来越快，留给环保部门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越短。另一方面，公众“环境风险感受”日趋敏感，对环保部门更为挑剔，环境问题正在遭遇信息时代和权利觉醒的双重考验。环保部门作为保护环境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防线”，理应改进工作方式、跟上时代脚步。在公众表达环境焦虑时，少一些自我撇清，多一些正面回应，是否更能纾解焦虑、树立公信?在媒体曝光污染事故后，少一些封闭调查，多一些公众参与，是否更能查清真相、取信于民?
更应看到，不仅要善于回应，更要体现专业担当。环境问题具有专业壁垒，环境污染更有“累积效应”，过分依赖“公众反映—部门回应”，必然导致发现问题的滞后和采取行动的迟缓。现在的环保问题，媒体都在关注雾霾和地下水，但从专业角度看，还有哪些没有曝光的问题应该防患未然?还有哪些“定时炸弹”需要提前排查?环保部门更应跳出简单的事后回应思维，将关口前移，更多体现专业性和责任感。
环境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容易上升为公共事件，甚至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为避免环境风险发酵为社会风险，环保部门应该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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