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Alain Finkielkraut日前接受世界报专访，分享25年来在法国菁英汇集的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的教学经验。他谈到师生交流与人文对科学领域学生的重要性。
问：在综合理工学院任教25年后，您学到什幺？
答：我学会「如何教学」。在此之前，我曾在一所科技高中担任了两年的文学教师，也在美国柏克莱大学当过一年半助教。当我来到综合理工时，被交付了结合哲学与观念史的教学任务，我必须决定大纲架构。那既令人兴奋，却也相当使人焦虑。
问：如何知道该教什幺？
答：当发现了一个问题，而非只是简单地在观念史中选定一个主题时，就会知道该教什幺。当这些问题出现时，我就得继续研究，使其更为深入，或者想办法解决。无论如何，至少在综合理工，教学就是能让问题出现，提出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在每堂新课程中，我都持续摸索着。
问：25年来，您是否看到改变？亦或自柏拉图以来，教学基本上仍维持不变？
答：我希望教育部长都能与您有同样想法，并能记得教学的本质。如今，我们只从不断改革的角度来理解学校教育。
教学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老师与学生间的不平衡，形成了「传递」行为，而非沟通。您「教给」某个人某件事。但在与学生同时前进时，自己也有所得。
问：但您完全没观察到任何改变？
答：因为法国没有「打造校园」的传统，所以很难回答此问题。位于Palaiseau的综合理工学院校园并非像柏克莱大学校园那样的生活与交流场合。与学生愉悦交流的机会很少。教授也不太愿意在课后留下来。所以对学生的了解不多。
问：这很糟糕...
答：我一堂课有四、五百名学生！当然不可能全都认识。在每堂课后，会有几位学生来找我继续讨论。我也与某些学生保持联络，即使在他们毕业后。所以，对话还是存在，但缺少非正式、非预期的交流。话虽如此，我没看到显着改变。在不同年级学生中或多或少有主动、热烈接近人文活动者，也有能浸溶于两种文化的学生。他们拥有科学领域要求的各种品质，也对人文学科展现了高度兴趣。
问：所以，是否表示两种文化的分歧是可以超越的？
答：1956年时，Snow教授在牛津大学进行了一次迴响热烈的演讲。他说，文学和科学被分裂主义切割了。西方世界最后一个「通才」必须回溯到达文西。我和我的学生正好诠释了这项分裂。他们是科学人，我则是遗忘了所有科学知识的文人。这项分裂无法超越。但科学无法只靠自己思考，学生们需要哲学来帮助他们进行思考...。
问：这就是综合理工学院人文课程的用途？
答：对，它让学生得以思考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自身的处世哲学、与将要投入的领域。在课堂中进行的思考以「限度」问题为主，古人已经讨论过。他们提防「过度」（hubris）。现代性不以人的本性而以人的自由来定义人类，不愿谈及「限度」，不然就是为了一直超越它。那是对人类条件的理想与信念的表现。
如今，现代性却不得不面临这个它认为过时的问题。在体育界就有此情形：追求「更多」却变得「过多」。运动员冲的过高、过强、过远。过去，运动是展现对人类条件的理想与信念精神的最佳活动，但现在却有把「人性」颠覆到「后人性」的危险。现代性为自己的表现担心，寻求自我抑制，保持人性。这个问题牵涉所有人，但对于在科技、科学领域佔有中心地位的人又特别重要。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将是法国未来的菁英，在他们当中结合几何与细腻的精神很重要。
问：您的学生很优秀，也免于承受法国许多青年的困扰。为他们授课是否很愉悦？
答：我不必管秩序，但有其他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发言习惯，有时候需要稍微催促他们。这或许与他们过去仅获得完全科学性的教育有关。在中学阶段重新开始背诵练习或许有所帮助。这项记忆与口才的练习可以让学生学会使用声音、喜欢语言、在文学作品监督下，使用自己的表达方式。
另外，综合理工学院学生在科学领域的程度同质性高。但在我的领域却差异很大。我必须同时关心人文科读者与非读者。随着学校迁移，问题更加严重。以前，学校位在拉丁区，那是一个有利人文领域的环境。现在，在Palaiseau(巴黎南郊)，学校像是孤儿。老师和学生都承担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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