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初实行的都是高考前填报志愿方式。那时候,考生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平时学习成绩填报志愿,然后参加高考,高校根据高考成绩进行录取。
知分填报志愿的历史演变
随着考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部分省市开始实行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方式。考生先参加高考,根据估算出来的分数填报志愿,高校根据高考成绩进行录取。大约到了本世纪初,一些省市开始实行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考生先参加高考,等分数出来后再填报志愿,高校根据高考成绩进行录取。近年来,部分省市对这一方式进行了不断完善,发展为“三知”,即“知分、知位、知控制线”。实行高考后填报志愿方式的理由,据说是因为高考前和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方式,加大了考生的落榜风险。一些省市的人大代表注意到这个问题,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提出应该修改高考志愿填报方式,并作为议案提交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开始实行。最初只有个别省市推行,后来,其他省市纷纷效仿,最后剩下少数省市还维持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方式,只有北京和上海仍然坚持高考前填报志愿方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北京和上海的教育程度最发达,却实行了看上去最不合理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可以预见的是,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省市顶不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最后也将推行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
但很快,实行这一政策的省市就发现,即使考生准确地知道自己高考分数,仍然不能避免落榜风险。而且,落榜风险反而加大了。于是,政策制定者想到了另外一个方式:平行志愿。如果实行了平行志愿,即使你不能被第一志愿录取,仍然可以被水平相当的其他高校平行录取,这样就避免了落榜风险。这就是目前多数省市实行的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加平行志愿的方式。然而,和政策制定者的良好初衷恰恰相反,这种方式反而是弊端最大从而损害考生利益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
按照政策制定者的设想,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分数,甚至是排位就能避免风险。事实告诉我们:不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相对于庞大的考生人群而言,具体到每一所高校的招生计划是很少的。即使你准确地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甚至排位之后,你仍然不清楚报考某所高校的某个专业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其他人会不会也报考这所学校和这个专业。不但考生不清楚,高校招生老师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你填报志愿时,你只能大体上依照这所高校的这个专业往年的录取分数来参考。于是,高校招生中的“大小年”现象就出现了:今年这所高校的录取分数高,来年考生都害怕落榜,都不敢填报,这所高校的分数一定就低,甚至断档;再过一年,考生发现这所高校分数低,纷纷填报,结果导致该校录取分数线飙升,大量考生落榜;再过一年,情况重演。如此循环往复。也就是说,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下,考生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和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方式下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是一样的。高考后知道自己的分数没有改变这一结果。
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考生的落榜风险反而增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实行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时,考生参考的实际上是平时的学习成绩并且填报志愿时往往比较谨慎。当多数人都比较谨慎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多数人都是风险规避者),落榜风险一般说来比较小。实行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后,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由于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在心理上自然把握性比较大——因为不确定性降低了。换句话说,比较敢填了。当所有人都比较胆大的时候,自然会“扎堆”到某一所高校,这所高校的报考人数一定远远大于招生计划数。由此,考生的落榜风险反而增大了。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著名悖论——“囚徒困境”的涵义:个人的理性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为了避免风险却导致了更大的风险。
之所以出现这一悖论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同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下,考生所面临的信息搜集成本不同。估分填报志愿的时候,考生搜集信息的成本是比较小的。他只需要了解自己的平时成绩、排位和自己所在中学最近几年考上某一所高校的人数,就可以做出一个大致准确的判断。比如,自己平时成绩在630分左右,在所在中学的位次大致为100名上下,以往处于这一位置的学长一般都会进入某一所高校。当他填报志愿时,就可以以此为依据。一般说来,由于成绩和位次都比较稳定,考生的落榜风险是不大的。他搜寻这几个数据的成本并不高。但是,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下,考生仅仅知道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分数是没有用的,他必须要了解全省报考某一所高校的考生数量到底是多少,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来填报志愿。当一个省市有几十万考生时,某个考生要想了解到这个信息,其成本显然是太高了。这个数据只有教育考试院知道。但教育考试院显然不可能把这个数据发布到每一个考生手上。而且,即使技术上可行,这也已经是考生填报志愿后的数据。考生无法根据这个数据进行二次填报。这样,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面临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判断,不再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命运已经掌握在别人手中了——你能否被某所高校的某个专业录取,完全取决于有多少个别人填报了这所高校的这个专业。这个风险显然是太大了。
平行志愿的利弊
为避免这种风险,出现了平行志愿。平行志愿的确解决了考生落榜的风险,但让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另一个情况出现了:高校叫苦不迭。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时候,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报考某一所高校的考生成绩是比较分散的。高校可以招收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生。某些高校可能招收到分数比较低的学生,另外一所高校也可能招收到分数比较高的学生。生源多样化得到了保证。而生源多样化是保证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不同类型的学生在一起学习,才能相互启发,相互砥砺,共同进步。每一个学生都从其他同学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但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且实行平行志愿方式下,某一分数段的学生都集中在某一所高校,甚至是某一个专业。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往往只有几分之差。某一专业的招生计划只有几个人,但报考这一专业的同分考生可能有上百人,连录取谁不录取谁都变得相当困难。这进一步加剧了对高考分数的比拼——相同分数的考生还要比较“小分”。换句话说,考生的落榜风险可能降低了,但考生被某一专业淘汰的风险却加大了。高校的生源变得高度同质化。这种方式阻碍了不同成绩的学生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特点的高校之间的分流,人为地把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情况下,北大、清华不一定能够全部招收到分数最高的学生,其他学校也可能会拿到一些求稳的高分考生。但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方式下,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绝不会去选择其他高校,每一个考生都根据自己的分数选择高校,每一所高校的录取分数都成为考生和社会判定该所高校教育质量高低的唯一依据。地方政府用尽各种方法提高本地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各高校用尽各种办法提高自己的录取分数线,抢夺高分考生。所谓“北清神话”由此而来,高校“招生乱象”根源于此。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招生乱象”,就必须改变目前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从制度层面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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