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这只被称作“治愈系”的玩具鸭身上，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
不过，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很难指望有什么“孤本”或者“绝版”。所以，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孪生兄弟”，在天津、武汉、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它们像自己的香港“大哥”一样，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
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文化的公共性、许多人的童年记忆、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它带着作者的印记，在世界各地“昙花一现”。人们可以欣赏，却不能收藏;广告商可以觊觎，却没有机会投放。
但是，对众多的“临摹者”来说，大黄鸭从“作品”的神位走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似乎仅仅在宣示着——看!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抑或更等而下之——快!本楼盘火速预订中，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每日亲睹大黄鸭。
“没脖子，来武汉干啥?”——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网友如此揶揄。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公共场地、公共活动、公共的文化认知，市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广场舞蹈，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同时，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上承传统、下接地气。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不会想到去吃拉面，到兰州则相反，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改道主营“苏格兰打卤面”，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也是件欢乐的事，偶一为之，没准儿确有“治愈”效果，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别离庸俗太近。君不见，跟风跟着跟着，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时髦赶着赶着，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不但创新谈不上，连老本儿都折了。
这种跟风赶时髦，当然就是庸俗。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风水轮流转，想跟也跟不上;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产生我们自己的“治愈系”。从“诗三百”到“八大家”、从青花瓷到马头墙、从“闹元宵”到“龙舟会”……如此典雅、这般繁华。有这些养分打底，我们的“拿来”才不会有抄袭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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