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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当《子夜》的钟声敲响，梦醒。醒过来时却发现，原来自己所梦想的东西只是旧花瓶表面的那层浮华的粉饰，早已斑驳、剥落、烟消云散了……
他本应该是个英雄，只可惜生不逢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注定了像吴荪甫这样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暗淡前途，因而他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他始终执着而坚定着：“不!我还是要干下去的!中国民族工业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项了!丝业关系中国民族的前途尤大!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是有希望的!”他时常沉迷于对自己的未来的宏大企业的遐想中，尽管最终他失败了，但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动和钦佩。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不正如同吴荪甫的遭遇?
胆识过人、智谋出色、怀有远大抱负的吴荪甫，若假以时机，将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1930年的半殖民的中国根本无法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环境。外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极力打压本国的民族企业，而中国也内杠不断，民族企业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倒闭的危险边缘，吴荪甫只能愤愤地骂道：”那红军光景也不过是匪!“
正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样，吴荪甫出众的才干、雄厚的实力也遭到了别人的妒忌。在吴家，杜竹斋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大蛀虫。他在吴荪甫最为记得时刻，出卖了自己的妻弟，受金钱的驱使投靠了赵伯韬。至此，吴荪甫建立欠打的工业王国的美梦彻底破灭。同吴荪甫比起来，他这是大不义!
读罢《子夜》仿佛正处在那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代。
商界巨头，思想守旧的老太爷，生活悠闲的少奶奶，一帮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交际花，女工，管厂的人，所谓的革命者……一幅巨大的画卷，彻底展示了上海滩的众生相。而且人物描写细致，其所思所想，全都恰到好处。如果说《围城》戏谑的语言是艺术性的高于生活，那《子夜》冷峻的笔触则是现实性的贴近生活。从中不仅了解了当时的社会，还能深刻体会到超越时代的人性。从这些芸芸众生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当今时代中国人的影子。 吴荪甫是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我并不认为他是什么“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企业家，只不过野心太大。他想建立个人的商业帝国的思想与现代公司发展模式是相悖的。一个信托公司装进大批互不相干的企业，无法建立有效的董事会机制，这样是低效率的。当然在他的时代，他的失败还不在于此。投机做公债是实业家所不应该染指的，他却乐此不疲，认为自己在实业领域行，在公债领域也行(今日炒股的人不也是每个都有这样的自信)，结果孤注一掷，一败涂地。至于说他压榨工人，他的工厂百分之百由他控股，他是有这样的权力的。工人不乐意了罢工，也是工人的权力。反观今日，当年煽动罢工的某PARTY现在拥有了大量的国营企业，却不准工人罢工了，又是何等讽刺。其他几个企业家，有能干的如孙吉人这样，也有无能之辈如周仲伟这样。他们办工厂挣钱，不景气就克扣工人，当然不能说是善良的人，但是要说成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剥削者”，也没什么道理。做企业的人，本来就不是慈善家。在这样的制度下，能为自己谋利，为什么不干呢?总拿道德的帽子来压人并不现实。现在的企业家比书中的这几位好多少吗?也不见得。在人多的场合喜欢谈点爱国、社会责任，私下在家里跟老婆谈的都是怎么敛财，越多越好。
中国人性格使然，就只有在公众场合才会有这种虚伪的道义(周仲伟跟其他两个人在一起时都开始谈爱国，但自己一个人所想的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他们的虚伪值得讽刺，但其实你我又何尝不是一样?能指望个个都是雷锋吗?雷锋的日记还不一定是他自己写的呢。好的制度才是改变社会的关键，而不是靠道德指责。上海滩时期官商勾结，法治不立，制度不好，所以问题才层出不穷。对于今天的借鉴是，应该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用法制的力量约束劳资双方(但也是说起来容易，当今国家依然法制废弛)。还有杜新箨提到的员工持股制，在1930年时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在后来却真的在很多企业实现了。当今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也有员工持股会，收效也算良好。指责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30年时如圣经一般的理论，其实可以完全被这样现实的制度驳倒。但是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可以是受益者的吴荪甫他们自已也都听不进去。 再说林佩珊这帮年轻人，其实跟现在的80后、90后很像。以前有人说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看了他们我觉得是不是每个年代的人都该觉得年一轻一辈是垮掉的?高谈阔论，终日宴饮，我要是忙碌的吴荪甫，我也会觉得这帮人太担不起责任，垮得历害。
五卅运动的纪念，被他们当看热闹一样体验刺激。就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自以为反日游行，到处宣传有人得诺贝尔奖是在体现社会责任。其实又有多少是年轻人的冲动好事，看热闹的心情在做怪? 工厂当中，我反而觉得屠维岳是一个得力的下属，不是什么“资本家的走狗”。我想今天的企业家，也都会愿意有这样的下属替自己打理事务。一个小小的工厂就有如此复杂的派系斗争，也真的很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屠维岳可以看穿这一切，对付这一切，非常地有手腕。真正能做到这样的，即使今天又能有几个?工厂中的工人确实是很可怜的，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住在繁华大上海的草棚，还要被人蛊惑罢工抓进监。但是这又该怪谁呢?资本家自己有钱找乐子却扣工钱，本也却实可恶。但他们被煽动起来反对资本家，19年后，资本家倒了，情况又好一些了吗?真的当了主人吗?也不见得。 还有其它形形色色的人。交际花朱玉英、徐曼丽这些，表面光鲜，实则非常孤苦，完全是当今二奶的写照。就像旧上海的歌里唱道的：“夜生活，只为了，衣食住行”。曾家驹之流，拿个国民党证就成了嚣张的“党老爷”，不是也跟现今一个小小的副局长李刚一样。冯云卿这样一窍不通却倾家荡产也要炒公债的人，则让人想起今天交易所里那些大叔大妈，总认为自己是比别人聪明些的。赚了是自己的水平高，赔了是大盘不景气。80年的光阴，在他们身上依然轮回。
最后不得不提书中对PARTY活动的描写，这是本书最难能可贵的部分。“小说结尾侧面带出中国工农红军日益强大，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书中对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描写，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尤其是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描写，缺点更为明显。”对于这样滑稽的话语，在今天这个年代，大家可以都心照不宣了。事实上，书中客观而公正地描写了当时上海滩的人对红军、苏维埃、朱毛的看法。双桥镇的战事，也真实地展现出他们带来的是混乱而不是《闪闪的红星中》那些“红军来了”的感人场面。还有那蔡真和老克那些中国此后多年传诵的腔调，以及苏伦那些直白的话语，让人感到这才是真正的PARTY。写得太真了，所以被认为“不成功”。我看的版本中，作者还有一个写于七十年代的后记。真是难为他了，必须在这个时代写。这个后记里的话，读者今天已可以一笑置之了。
令人感慨的是，书中李玉亭的“杞人优天”，最终却非常不幸地言中。他们调侃“大乱在即，我们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亡命的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怎样也在一天一天活下去”。然而19年后，他们这些上海滩的“布尔乔亚”，如果没有亡命，却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一点也不夸张。 80年已经过去，书中这些人物，如果有原型，像林佩珊这样的花季少女，也已经百岁高龄。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她的生活画卷，如今却又在全中国同样地上演。虽然变了时代，然而没变的，是真真切切的中国人。这样一部小说，不应该被遗忘，也不应该被官方的“名著导读”之类所曲解。谨作此文，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交流，让80年前的故事得以继续熠熠生辉。
篇二：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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