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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诗词是人类心志的表现，是文明的结晶，从杨海明先生的词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众多词人颠沛流离，凄苦无奈，落拓不羁的人生，反映的是生命的荒谬和荒诞，痛楚和艰难;看到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反映出文明的吊诡和悲剧。这些都使我们在根本意义上质疑和询问生命与文明，社会和历史的意义：这样痛苦而绝望的生命究竟是不是值得的?这样黑暗腐败的社会究竟有没有尽头?这样迷人而魔幻的文明究竟是给人类更多的幸福还是更大的痛苦?这样神秘的历史究竟走向何方和最终目的?这些疑问当然不会使我们完全否定和放弃生命、历史、社会和文明，而是要在深刻理解它们的悲剧命运，领会它们的痛苦教训之后，发现它们更高的更深的价值和规律，发掘出它们的喜剧意义和光明前途。
宋代是中华文明生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讲求稳定，遵循道德的中华农业文明在盛唐时期发展到极致，就如一个艳丽的少妇在经历了她的芬芳年华之后，没有新生命赓续的情况下，面临容颜衰败的窘境;又如一个鼎盛的家族在尽享他的煊赫声势之后，没有新血脉守振的情况下，走向“君子之家，五世而斩”的宿命，中华文明生命在这时也面对这样的悲剧命运和选择。这种文明的新生命力量不只来自他内部的阵痛嬗变，脱胎换骨，也来自外部的冲击碰撞，交流融合，长期萦绕盘桓在中华文明生命周边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无疑构成了这样一种重要的挑战。中华文明生命自宋以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压之下，与她的文明性质是分不开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农业社会的静态文明，充满感性的，艺术的，富于想象，乃至幻想的气质，典型的如儒家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推演出对人类大同社会的梦想;道家的从对宇宙混沌起源的推测到对绝对自由的生命和精神的幻化。这种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明生命不成熟，或者说是早熟(实际上也就不是真正的成熟)的表现，她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脱离了艰苦艰难的现实生活的幼稚梦幻!我们知道，人类的实际生活，直到目前为止，由于自身的能力水平的低下，自然的环境条件的严酷，都是充满艰辛苦难，和无数缺陷遗憾的，但是人类总是怀有伟大崇高神圣的理想梦想，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勇气毅力，去改造这样难耐的自然和文明生命。中华民族也具有这样的气质，但是由于她的封闭的生活环境和农业的生产方式使然，她的这种追求创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她在没有，或者暂时有限地达到了对自然的改造和对自身的创建规范之时，就过早地急于表现出一种稳定求安，不思进取的心态，一种万事大吉，毕其功于一役的精神气质。但是，我们知道，自然的变化规律是客观而严肃的，人类自身生命的追求和进取的奥妙也是深刻和复杂的，我们民族的那种不成熟的，或早熟的艺术化的，浪漫感性气质，在这样的神秘深奥的自然与文明的复杂生命面前，只能显出她的简陋肤浅，只能使她受到更多的伤害和报复教训!从杨海明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宋词人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遭际大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种不幸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的黑暗，文明发展水平的低下;另一方面何尝不是词人人们自身素质的天真幼稚?浪漫的诗人词人们在开始都对社会和人生抱有天真的理想和巨大的抱负，但是在经历了无数变幻莫测的人生挫折和宦海波澜之后，都变得意志消沉，愤世疾俗，或遁世退隐，没落沉沦。这种“艺术气质”，对于平庸的艺术家和诗人也许是一种财富，但是对于伟大的社会政治家和真正的艺术家和诗人却是垃圾!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异常艰难和复杂的，这不是吟风弄月的浅薄感性诗人们能理解和承受的。社会人生的黑暗，不能简单幼稚地归罪于一两个人物道德品质的败坏，脸谱化地找出一两个反面人物来发泄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失败的无能。这种黑暗和失败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每一个人心灵中那个低劣的魔影在作祟，它表现为整个文明和文明中每一个人的素质的发展程度的低下!每一个个体的低下合起来就形成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的低劣，于是整个民族的失败，无能和罪孽就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充分发泄的突破口和借口。应该怎样反思这样的尴尬闹剧和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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