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昨天，新华社发文称，面对新一轮改革，中国需破解“发展与转型”、“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正义”三大关口。
>>“发展与转型”关
亟待破传统增长模式束缚
2013年秋冬之交，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中国。
今年6月，发酵于银行间的“钱荒”现象，将隐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暴露出更多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
“这些问题，与地方追求GDP的政绩观有关，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
近几年，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明显，不少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旗号搞造城运动，政府经营城市，土地拍卖“地王”频出，房价越调越高……
尽管中央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但不少地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实际上走的还是投资为主、追求GDP高增长的老路，喜快忧慢。
发展与转型，宛如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双翼”，只有找到二者间的“黄金平衡点”，在发展中壮大经济稳住就业，在转型中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才能确保增速“换挡”期的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政府与市场”关
用政府“减权”换取市场活力
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
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
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公司注册资本“零门槛”、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大力度反腐倡廉……今年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晒“三公”经费细账、推官员财产公示、减并政府机构、打击贪污腐败……面对一个个“硬骨头”，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
>>“公平与正义”关
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人民
近一段时间，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更多争论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历经35年改革开放，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提高了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城乡二元关系更导致一系列起点不公平问题。
当今，中国约2.6亿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户籍、就业、社保、子女就学等一道道“门槛”，却令他们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教育、医疗、社保以及就业机会。
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
“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实现公平正义，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点公平的改革举措，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推进公平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传递出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改革方向。
实现公平正义，传递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
学者:中国的“黄金”要靠改革挖
公共产品短缺是问题也是机遇 利益链成改革最大阻力
被寄予改革厚望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9日在京举行，知名改革学者迟福林用三个“转型”概括他的期待：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迟福林表示，中国有“黄金”，要靠改革挖掘。
>>谈转型
政府向服务转型很期待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转型改革已成为未来衡量中国发展前景的焦点问题。未来几年，中国的转型改革若有突破或重要突破，将换来10到20年的可持续增长。
迟福林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到了一个关节点，社会转型到了一个临界点，治理转型也到了一个关键点。
经济体制改革应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激发市场活力，从而使我们的发展方式转变有实质性突破，从过去主要追求GDP转向追求公平可持续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都依赖于政府的转型。迟福林主张改变政府主导，转向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非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
>>谈经济
公共产品短缺问题突出
迟福林说，过去35年改革，最大的成功在于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从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阶段，上升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追求的发展性阶段。人们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以温饱为目标的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百姓开始更多地追求好的教育、医疗、就业、消费环境和发展环境，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突出了。
新的短缺折射出需求与低水平公共产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然而，这种变化也引发了新的市场社会需求，成为发展、进步的动力。“经济、社会、治理的转型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35年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样不仅能将13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他说。
“中国有‘黄金’，靠什么挖掘?改革!”迟福林说。
>>谈阻力
利益链成改革最大阻力
回顾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既是实践先锋又是智囊代表的迟福林用“背水一战”来形容改革的迫切性。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因此拥有良好的共识基础。
“今天，改革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利益链。利益链不打破，改革无法推动。”他说。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由于改革滞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以及官员利益和自身权利扭合在一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形成体制机制性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成为民众不满的一个焦点。
“打破利益这个链条对改革的束缚，成为我们今天改革和35年前改革最大的不同。”迟福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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