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激荡三十年》是一本近代中国企业史(1978年-2008年)，可是作者吴晓波没有用过多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历史创造过程中人的因素，整本书侧重在写"人的命运"，本来，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
书中记载了接近百位的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他们当中，如今也许有人成为了福布斯富豪，有人成为了振兴民族企业的功臣，有人成为了阶下囚，或又有人成为了人海中的一个普通人。在1978年-2008年的中国，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大环境下，正是这样的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他们当中的有些做法也许在现在看来可笑，甚至愚蠢，但是，他们却是他们所在的年代的缔造者之一，他们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之势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他们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逐步成长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难度何其之大。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常有道理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牵扯在一起的。一旦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许许多多原先的理论以及靠这些理论生存、生活的人，又将如何自处呢?变化的绝不可能仅仅是经济体制，还会涉及到人心，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政治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邓公再强势，也无法让中央真正铁板一块。而越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政治就愈加铭感。政治就是最大的红线，谁敢踩到这条红线，绝不仅仅是让你事业和人生遇到挫折，更是会让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此类国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因此，做到这个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但是改革毕竟在进行，因此，很多人便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这灰色地带，利用经济改革的大形势去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或者仅仅是为了捞钱。纵观全书，虽然邓公等领导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贡献极大，但更多时候，我朝的改革其实是自下而上的，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等到做的人多了，中央渐渐就松口了，于是才可以说了。可是，即使是只做不说，也要看大形势，稍稍踩线或许可以，一下子越线，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最重要的是，顺势而为，切勿螳臂当车。仔细研读政策法规的变化，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火上浇油，而另一些时候真的应该见好就收。
在经济体制转型最初的年代里，踩得好，一夜暴富并不是梦。倒卖批文、囤积原料商品、内幕消息、管理层MBO、官员的寻租，究竟肥了谁呢，这是否是经济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原罪，又或者是全民利益遭受的极大损害?贫富分化到如今地步，只对增量进行微小调整，是否有效?因为真正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恐怕是财富的存量。那些在早期靠着“不能说不能认”的手段暴富的人们，绝大部分只会越来越富有，而不会缩小与平民的差距。可又有什么真正公正的调节手段呢，真正对过往历史进行清算，也未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什么都不做，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人们公平吗?
二，这三十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全书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浮现如此之多传奇般的企业家，诸如陈天桥、郭广昌、丁磊、任正非、柳传志、李东生、鲁冠球、李书福、马云、史玉柱、张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国演义》中层出不穷的英雄任务一般。他们中许多许多故事至今读来依然让人感动不已。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故事。陈天桥毕业后顺风顺水到陆家嘴集团工作，迅速当上董秘，决定辞职创业之时，单位正准备要分房子，就有人好心劝他分了房子再说，他却想，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相比陈天桥，更让人感动的是李书福，为了进入被央企垄断的汽车行业，曲折反复，忍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只为了心中那个造汽车的梦想，也正是因为吉利的出现，中国的车价才从云端被拉到了地上，成为央企、外企心中的恨。读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们自己，是不是该多一点决心，多一点魄力，多一点坚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谁能预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败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吗?
三，读史之时，总会有许多后见之明。现在回头去看，无论是中央地方的政策，还是某行业某企业的决策，都有许多失误，令人扼腕。政策的制定，国企总是被摆在第一位，民企总是在末位。诸如宁高宁、谢企华之类的国企领导者，究竟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是拯救了一家大型央企，还是祸害了整个行业甚至民生呢，有待讨论，因为他们恐怕也情非得已，身在体制内，又岂是他们能决定自己和企业的定位呢。整个中央的思路已经决定了国企和民企的迥然命运，既然已尝到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甜头，岂能轻易放手?更可怕的是，形势发展到如今，利益集团已经壮大，并用“稳定”“发展”等为质挟持了大家，又有何良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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