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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
几天前，有朋友给介绍了一个采访对象，与本人通过电话后，笔者曾认为这是一个情感故事，所以想把这位女士介绍给本报的情感担当，但这位女士坚决不同意。于是，笔者专程拜访了这位女士。
记者∶我今天虽然来了，但我仍然觉得您想说的是情感问题，觉得您应该给我们报社再打个电话，找情感版的担当聊一聊。这样也许更合适。
江红梅∶不。我想给你讲的虽然包括我的情感故事，但我觉得我的问题不能算作百分之百的情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变迁造就了我现在的人生。
记者∶我既然来了，当然要听一听您究竟要给我讲些什么。您想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江红梅∶小河。
记者∶小河？
江红梅∶对，就是小河－－我家乡的一条小河，就再我家门前流过。
真的，如果要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家门前的那条小河。这条小河既不深也不宽，水流也不急。但如果不会游泳的人落到里面，要是没人救，还是会丧命的。
那一年我刚上高中，一入学就赶上秋雨绵绵，几天下来，家门前的小河湍急咆哮起来。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从县中学回家，眼看着就到家了，可是看着平常温顺的河水变得像一个发怒的汉子，我战战兢兢不敢上河上木板铺成的小桥。
虽然我家就在小河边，可是我不会游泳。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姑娘家，千万不能游水，衣服湿了像个啥样子？如果我会游泳，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我的整个人生也会不一样。
可是我不会游泳，于是当我从小木桥上落入河中的一刹那起，我的人生就注定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裹着棉被在家里了。我听见屋外的雨仍在下，屋子里静悄悄的。父亲坐在椅子上不停低吸他那支铜烟锅，吸完了马上重新装上。父亲的对面，坐着一个大男孩，浑身湿淋淋的，一个劲儿打哆嗦。母亲见我醒来，马上过来摸我的头。
一会儿，东村的齐叔哈哈笑着走了进来。那大男孩一见齐叔进来，立刻站了起来。这时我才留意，原来这大男孩是齐叔家的二明。
父亲一边摆了一下手中的烟锅，示意齐叔落座，一边又装上了一袋烟。齐叔坐下后马上说∶老哥，不管怎么说，我家二明救了你家红梅的命，你该先谢我不是？父亲磕掉刚刚装上的烟锅，说道∶先说你怎么想的，要是耍赖皮，就成了仇家，还有什么谢？齐叔闻言用力拍了一下父亲的肩，大声说∶有什么想的，照规矩办！老哥，不瞒你说，我早就看你家红梅好！二明闻言哆哆嗦嗦地站起来，张了张嘴，没说什么，又坐下了。
就这样，两家大人一商量，就把我们包办了。
记者∶包办？
江红梅∶您看，这不是社会问题吗？其实，当时我也是蛮封建的，听母亲说二明在救我时看了我的身体，所以也没有反对。那时我们那儿姑娘家连游泳都不许，我落到水里又被一个男人救上来，不嫁给他是不成的－－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前一段回乡时看到很多女孩子穿着泳衣在那条小河里游来游去，我感慨万分。如果现在落水被救，顶多就是谢谢人家，怎么也犯不上为这就定了终身啊！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您是封建习俗的受害者？
江红梅∶（本文由日本留学网编辑整理https://riben.liuxue86.com）不，这样说也不够全面。实际上，我后来还真的喜欢上了二明。我开始喜欢二明就在我们被包办半年之后，当时又发生了一场风波。
那一年刚刚恢复高考，二明是应届生，他想考大学。我父亲听说后，立刻和齐叔大吵了一场。我父亲不同意二明考学，理由是如果二明要是考上了，就要到大城市去，如果变心了，我嫁红梅怎么办？吵来吵去，父亲和齐叔押了二明来问我的意见。真的，我就是在二明当我的面表明一定要考大学时喜欢上他的，我觉得他像个男子汉。
不用说，我同意让二明考大学。多年后我曾经问二明∶如果我不同意你还会考大学吗？二明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记者∶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很重要吗？
江红梅∶不。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女人总像弄清楚自己和事业对丈夫来说哪个更重要是愚蠢的。我只是想说，这，也是时代造成的。您想，要是我们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和二明也许就会在我们家乡的小河边终此一生，也许两人间或会二明为自己救回了个媳妇，那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又怎么可以断定这样的浪漫就不幸福？
那一年，二明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送他走的时候，他第一次握了握的手，红着脸对我说∶红梅，你也考大学，我等着你！这是二明对我说的第一句有谈情说爱意味的话，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
二明走后，我经常做梦，同样的梦境不断重复，梦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但每次梦醒后那种空落落的感觉至今难忘。
记者∶后来您考上大学了吗？
江红梅∶考上了。
记者∶这岂不是很圆满？
江红梅∶到我考上大学的那个时点，应该是圆满的。当时我们双方的父母比我们还高兴，我也有一种倦航归港马上要抛锚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抛锚的情况有两种∶自愿的和被迫的。前一种抛锚带来的是人生有了归宿的喜悦，后一种抛锚给你带来的只有人生航船搁浅时的无奈。我现在经历的，正是这第二种抛锚，我的小船搁浅了。
记者∶您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江红梅∶具体讲的话，又涉及到时代的变迁。我和二明大学毕业后立刻就结婚了。婚后的第二年，我们又了孩子，是两个孩子，好可爱的一对双生女孩。因为二明毕业后进了大学当地外贸局，收入颇丰，为了照顾孩子，我辞去了工作，现在看来，这个决定也许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的孩子７岁的时候，我听到传言∶二明有了外遇。当我听说这些风言风语的时候，我很矛盾，立即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父母在回信中都劝我要对二明更好，这样他自己回回心转意。我一直自信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从喜欢上他的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可是，如果那些传言是真的，我会容忍这一段的三人行而去等待二明的回心转意吗？左思右想，我决定还是和二明正面谈谈。没想到，这一谈，就迎来了我们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记者∶您能透露一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吗？当然，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您可以不说。
江红梅∶不。我不认为这是个人隐私，即使是，也涉及到一个社会问题。
当我结结巴巴地终于对二明说出自己的疑虑时，二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红梅，我们要不要出国？当时，中国大地涌动一股出国潮，稍微有一点门路的人，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削尖了脑袋往国外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出国潮会影响到我们。那时，出国对人的诱惑力太大了。而且，假如二明真的有外遇，换换环境未尝不是好事。其实，逃避也是一种飞翔，只不过状态有些狼狈罢了。再者，如果二明有外遇，他会舍得新欢而带我出国吗？我想以此验证一下，也就不再追究二明的正面回答，而同意了二明出国的建议。于是，我们来到了日本。在我们到日本的第二年，我们的女儿们也来了。女儿们到日本后，我辍学成了专职主妇。送她们上学时，经常有日本人说我的女儿们很可爱。这时，我的心中总是充满自豪，为自己有这么一对可爱的女儿感到由衷地骄傲。
记者∶这样您不是又找到了人生新的支点？又怎么会出现搁浅？
江红梅∶不错，当时我也相信这是人生又一个新的开端，何况相夫教女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丈夫学业有成，那军功章里当然也有我的一半。还有，在日本，有两个孩子，夫妇两人同时上学太难了。搁浅也不是那时发生的事情，那时二明专心于学业，我打工兼管孩子，两个人只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恨不得一天有四八个小时。
记者∶还是请您谈谈搁浅好么？
江红梅∶真的，二明真的很优秀，他扑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上，每天要在实验室呆六个小时以上，二明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授予仪式结束后，看着二明和我们的女儿们用日语几里刮拉说个不停，我心中的喜悦又何止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家的航船就要在日本触礁、搁浅了。这一切，发生在二明毕业就职以后。
记者∶您不要激动，请慢慢讲。
江红梅∶那是轻松而疲惫的一天。轻松的是那天因为日方的原因我不用去打工，疲惫的是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不快的一幕∶在我的家里，除了丈夫之外，还有一个秀气的日本女人。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二明见我回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自然，立刻给我和那个日本女人做了互相介绍。这个日本女人叫松井，是二明所在会社的一个社员。二明说他们在公干时偶尔路过我家，就一起上来喝杯茶。
松井和我寒喧后，坐了没一会就告辞了。送走松井后，二明对我说不要多心，我说怎么会。那一夜，二明出奇地热情，使我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那一夜，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二明和松井有没有特殊关系，二明马上发誓说没有。我虽然梢感安心，但不知为什么，二明的信誓旦旦使我想起入党宣誓所说的誓言－－那誓言早成虚话了。
不幸的是，我后来发现二明的誓言也是虚话∶二明背叛了我，他一对双生女儿的母亲，他亲手救回的媳妇！
但是，我仍然相信二明那次和我的谈话是真诚的。他首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和我一起分析了我们的感情这些年来的变化。二明说，他也爱过我，我也爱过他，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相爱过，我们只是靠自己对对方的幻想维系着我们的感情。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二明的坦诚，反而使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不禁想起我们出国前关于二明的传闻，那是不是也是真的呢？
记者∶您原谅他了？
江红梅∶谈不上原谅，只不过我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不错，二明的背叛使我愤怒，但冷静下来想一想，二明的背叛是整个社会背叛的一部分。在日本，不伦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想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拿在日中国人来说，就有很多来日本后离异的例子。如果说我曾经有过到日本来追求幸福的梦想，那么现在这个梦已经破碎了。我没有离开二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两个女儿，另一个是一个笑话。
记者∶请您说的详细些好吗？
江红梅∶先说拿个笑话吧。
从大学时代起，我和二明吵嘴后和解的方式就只有一种∶就是他给我讲那个老掉牙的笑话。这笑话讲的是一对夫妻吵架后一起出去散步，看到一架两匹马的马车吃力地爬上山冈。丈夫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那两匹马一样，一起爬上这人生的山冈？妻子说∶因为我们两个中间有一头驴。
笑话本身也许并不是很可笑，但它代表了我和二明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就是我认为自己最爱它的那段时间。所以，每当二明给我讲起这个笑话，总能勾起我很多美好的联想。这一次，我也是不知不觉原谅他的。
两个女儿的问题，主要是我不能很好地和她们交流。我日语不好，她们又一直上日本学校，几乎不会汉语。每天看着她们和二明说日语的情形，我总有一种被他们疏远的感觉。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中国飞到日本从而逃避某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要想再逃回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二明同意也不行，两个女儿怎么办？
记者∶你们夫妻现在的感情怎么样？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江红梅∶关于感情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船搁浅了，我的梦在他乡破碎了。
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以便和女儿们交流。作母亲不能很好和自己的女儿交流的痛苦我想你能够理解。初步的想法是重新去上学，读什么无所谓，主要是想学日语。
记者∶好，多谢您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