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问题上，真正的原因是由教授之间的斗争而引起，最后广田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掩饰自己的无能和不负责任，保全自己，而牺牲我的利益。但他绝对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他是最大的失败者。
广田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中不会有半点错，但这种人胆小怕事，缺少责任感。
日本人心胸狭窄，广田也不例外。对日本私立大学的很多教授来说，能调到东京工业大学，降一级他们也会来。
他的经历很简单，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在东京工业大学上的，毕业后就去其他学校教书，最后又回到东京工业大学当教授，得到了大部分日本教授做梦都想得到的荣誉和地位。这种人算得上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但他一直在学校里，和外界的接触有限，对日本社会的其他方面了解的很少，对留学生更是了解的更少。调入东京工业大学，使广田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要想立足于教授中间，必须在自己的领域里搞出一点名堂。系里当时有不少副教授嫉妒他，这样对他来说，只有比别人做好，自己的学生要比别的教授的学生优秀。所以广田研究室的师生一起开讨论会的时间比别的研究室要多，学生的压力也要大。
广田缺少对当时情况的正确认识，没有在东京工业大学任教的经验，过于天真的估计了很多事，在很多小事上，他为自己找了太多的麻烦。追可悲的事他把自己的压力，加倍的转移给了研究室的学生，搞的所有学生都不满。当我和他矛盾搞到学校后，他对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他要求学生过于严厉，欲速不达，得不偿失。
我作为广田研究室的第一个学生，他不希望我和其他人一样毕业，而要让我比其他学生干的好，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
我的特殊情况，必修课的学分都未能得到，又没有同级生可比较，很多地方需要特殊对待，这对刚调来的广田来说，是没有这个力量。
广田搞的研究本身就是应用研究，以前的研究方向已过时，很难有较大的突破，短期内，又未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我要出比别人好的论文，是不可能的。这新因素都决定了广田会为了他个人的荣誉，出卖我的利益。
广田刚来学校就当上了教授，系里有位在东京工业大学呆了很长时间副教授心理不平，借故给他找麻烦。
离开学校前，我和助手一起吃饭，她告诉我，在系里关于合并的会上，那位副教授在两系合并会上，公开说研究生的第一年未能得到必修课的那个学分，无论怎样做都不能毕业。
日本人很少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那位付教授在那种场合说出那件事，是明确抓住了广田的把柄。一个人反对，大家沉默，就等于大家反对。
当时的情况时，我若要毕业的话，所有教授将来就得为我单独开论文答辩会，行政上也有很多麻烦；我若不毕业，这些麻烦都没了。最后很多人反对我毕业，这样的话，两系合并时可减少很多麻烦。日本社会的一个大特点，就是任何问题上大家都要统一。
当时广田研究室只有我一个学生，广田对我能写出出色的论文还报有幻想，所以替我说了很多好话。
但或许是反对的人太多，广田教授一人是很难扭转局面，最后管野教授也站出来为我说话。管野和广田是同一派的，打击广田就是间接打击管野，毕竟我是管野教授招的研究生，我和他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让广田太难堪。
最后管野教授的出面，算是让我是逃过了这一劫，但关于必修课的问题，就由系主任和指导教师商量决定，新旧系交接，新旧系主任也是换届。但由于教授之间的复杂关系，一切处理全变成了幕后进行，到底谁说了算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处理这件事时是原教授，最后又由中野教授处理的原因，很难办，找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广田搞的专业已是夕阳专业，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很模糊，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毕业就要有比别人好很多的论文，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日本人习惯于牺牲别人的利益，保全自己的利益。在日本社会中，老板为了个人利益，对下属非分要求，也是不奇怪的。
广田经过这次事后，会将这部分的委屈记在我的头上。在工作中，他从来不会让别人说他，低头对别人说请原谅。所以，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为了我的事，他低下头对别的教授说请原谅，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到最后，广田看我没办法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最后跟我谈话时，他告诉我我应该在四、五月份，即我入学大约半年的时间，就应有论文发表，所以他要牺牲我，不让我毕业，保全他自己。但或许广田将问题简单化了，以为只要他不让我毕业，我会老老实实地接受这个事实。他根本没想到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利益，我将学校可讲理的地方都找遍了，日本人自认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当我找遍学校可讲理的地方后，特别是给校长写信反映情况后，广田包括全系的教授都没有想到会由这种结果，广田和系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都抖出来了，对广田来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自己研究室的学生到处告状，给别人添了太大的麻烦，让别人觉得他是个麻烦制造者；对系里来说，系里的学生到处告状，实在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去找了学校后，各方面矛盾都激化了，以前反对我毕业的和支持我毕业的又打起来了。由于我的特殊情况，系里的复杂问题，大家都非常明白，我若要毕业，论文答辩时肯定还有一次更激烈，规模更大的斗争；我要毕业，就要拿出最高水平的论文，让所有的教授无话可说，这就是我要毕业的先决条件。
校长，留学生处及教务处全都知道了我的事，系里的教授也很为难，仅有的四、五位教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为我的问题开了至少七、八次会，专门讨论解决我的问题，但各方面是没办法平衡的，实在是拿不出一种好的解决方案。
东京工业大学不许转系，老师和学生有矛盾时，一般换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当时的我们系，同系内换指导教师是不可能的。包括广田在内的五位教师，管野教授、他的学生和广田是一派的，是很难去的他们的研究室；其他两位指导教师专业和我差太远，不能收也不敢收，收了不但要得罪广田，而且还要得罪管野教授，毕业论文答辩时还要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系里的教授害怕我再去找校长，日本人也很胆小，你和他真斗时，他们不敢做的太过分。中野教授告诉我，这要我不要求毕业，具体点说，就是我不要毕业答辩，老师之间不再会为我而斗争，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留在学校，找到一个研究室。
但如果我想毕业，就没有研究室敢收留我。在学校学习，而不能毕业，我是不会答应的。最后，实在没办法，让我先休学，将事情放一放。
系里是没办法解决的了，大家都要牺牲我的利益，希望我让一步，换取大和民族的和。日本人的自私，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让我深深的领教了。
老实说，我最好了去找日本文部省，外交部的准备；在和系里的教授斗争的同时也开始找工作，准备了最坏的结果，有一步退路。反正休学时只有工作，才能养活自己，才能和日本人打持久战，我要有更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斗争和日本人斗。
这件事，在我的一生中，第一次产生了写一本书，将日本人的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品质和日本社会的丑恶现象揭露出来，给所有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作个参考，不要再吃日本人的亏。
我和系里的教授闹矛盾时，有些中国留学生劝我，说你斗不过他们的，他们势力太大，再弄只能自己吃亏；同时那些教授也不愿再招收中国留学生。
可对我来说，有可退的余地吗？日本人逼我上了绝路，他们的做法可谓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对一个在日本无依无靠的穷留学生，他只有一个很简单梦想，就是能毕业。为了能实现这个梦想，克服了生活的艰辛，忍耐了一人在异国他乡的一切孤独，寂寞和无助，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校，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他所做的这一切努力，最后都因为不能满足老师的虚荣心，教授之间的斗争，日本政府的法律制度的漏洞，最后被给出卖了。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呆着变色眼睛来看外国人，电视里每天放的就是外国人在日本杀人放火，哪里有犯罪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国人。日本社会为外国人在日本社会的生活学习制造了诸多不便，今天我要告诉尽可能多的人，让日本人开开他们自己的国家社会，了解日本人的丑恶。
这件事过了数年后，每天我出入于日本一流公司工作，拿着比大部分日本同龄人高的多的工资时，但我依然忘不了我是被东京工业大学的老师逼得没办法，才放弃继续学习。在一个只要能入学就能毕业的国家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大学，每天老老实实去上学，但却不能毕业。
我给东京工业大学的校长写了封信，我告诉他，我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为日本政府纳税，日本政府拿着那些税款给他们发工资，我让他记住是我纳税养了他。在信中，我问那位校长，第一名的成绩入了校，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这样还不能毕业的话，谁能毕业。
最后，我也告诉他，日本人习惯于不负责，习惯于牺牲别人的利益保全自己，但在我的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不会这样完的，我一定会让这件事，在适当的时侯让更多人了解，向日本人讨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