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被戏称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附属大学。坊间流传人大附的一条励志标语：今天学习不努力，明天高考上隔壁。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多么不堪，而是说人大附实在太强了。
刘彭芝是成就人大附傲视群伦江湖地位的传奇人物。不久前因为《留学》杂志一个报道上的小小误会，我跟这位年届七旬的长者通了次电话，听得出来刘总校长极端珍视人大附声誉的拳拳与眷眷(2013年，刘彭芝被任命为人大附中联合总校校长)。媒体报道，自2009年她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之后，“高度关注教育资源均衡化问题”。
孙献涛 专栏作家/《留学》杂志社社长
在教育资源并不均衡的当下，单从高考成绩单上看，人大附这样的公立高中，已经成为精英荟萃之地，一个高考班的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往往是内地一个省的总和。甚至众多国际知名高校，也热衷于前来招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且术业有专攻，刘总校长其实可以不必关注教育资源是否均衡，她应该发挥专长，办出更多顶尖名校。
刘总校长或许是敏感、纠结和脆弱的，这缘于她的“公办”身份。在欧美，类似的高中阶段精英教育，多由私立学校承担;更高一级的大学本科阶段的精英教育，则由文理学院接招。
所谓文理学院，原文为Liberal Arts College(LAC)，硬译为“文理”，只是说清了“学院”的授课内容既有文也有理，却没能传递出这类学院崇尚自由、素质、能力、思想的教育理念。也有人译为“人文学院”，将其教育理念意译为中国人容易理解的“通识教育、通才教育”，这便陷入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什么都学一点，才算是完美的本科教育。
大约十年前，“国学”专业在人大这所著名的附属大学开课了。当时的总校长纪宝成是这一壮举的始作俑者，他的设想是将文史哲打通，从本科阶段就开展通才教育、通识教育，以期培养出下一个或下几个陈寅恪和钱钟书。面对质疑和嘲讽，纪校长颇有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虽然他始终没能解释清楚何谓“国学”，虽然他本人的文史哲基础知识似乎也并不太扎实、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生造了一个古汉语中并不存在的新词“脊续”，但是国学专业还是如期招生了;时至今日，好几届“国学”生都已经毕业了。
平心而论，纪校长算得上知难行易的实干派，在大学扩招弊端初显的当时，他能够反其道而行，用虽然不明晰但却很实际的行动，试水精英教育、贵族教育，其诚可表，其心可鉴。
二
LAC是美国延续至今的精英教育、贵族教育模式，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和精髓所在。排在第一梯队的LAC均为私立，普遍特征是历史悠久、规模不大、小班教学、本科教育、文理兼修、师生比高(1：10左右)、没有或极少研究生教育、不以就业为教育目标。当然所有这些也都是烧钱的勾当，想要进入其中，除了要有高分和出众的能力，高昂的学费也必不可少。一般公立高校，美国本土子弟一年学费不过几千美元，私立LAC，每年学费高达三、四万美元，在普遍中产的美国，学费的高门槛似乎是专为家底殷实且注重教育的“贵族”们设置的。
LAC的教学优势远大于综合性名校，后者知名教授虽多，但多把精力放在科研突破上，本科教学多由研究生代劳，许多劈荆斩棘过关斩将进入“常青藤”的中国孩纸，四年本科下来，并没有上过几节名教授的课。“我们学校的诺奖得主”，其实跟“我”没有关系。而文理学院的教授，工作重心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师生之间互动频繁，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都非常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人固执地将人文教育、通识教育、通才教育理解为文科教育、德性教育、名流教育、绅士教育，于是这才有“国学”专业对文史哲的强行嫁接，这才有马术、击剑、高尔夫等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粗鄙和无聊气息的所谓“贵族运动”的强行植入。真正的LAC课程，更像是初高中教育的升级版，仍然要兼修文理多科，只是可选择的科目更多，每一科目的学问更加独立、也更加高深。学生的自由度体现在选择的多样性上，以及专业设计的个性化上;而能力和德性的精进，则体现在学问本身的深度和广度上。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显示，相较于那些排名前50的综合性大学，LAC的毕业生升入藤校读研究生的比例更高，也更受欢迎。“知识即美德”，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可以为LAC代言。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LAC都值得推荐。近年来，美国国内也兴起了一股均衡教育资源的风潮，针对私立著名LAC的一贯高高在上，联邦政府拿出税金扶持官办LAC，也学着传统私立LAC的模样，控制办学规模，只搞本科教育。目前美国公立LAC理事会(council of public liberal arts colleges, COPLAC)成员已经达到26个，这些公立LAC的办学水平，大致相当于私立LAC的第二梯队，而学费则与公立综合性大学持平。这对于那些既想省点学费又想沾点贵族气息的美国家长和学生来说，性价比不错;对于想明白了的国际生而言，学费稍高一点，也是一种选择。
三
美国的LAC已经深刻影响并改变了联邦政府的高教政策;中国的LAC还未见踪影。 经过自2000年前后开始的高校扩招，中国适龄年轻人的大学入学率，已经先于教育投入比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伟大成就，“有没有大学可上”和“能不能上个好大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人生人生际遇，哪怕毕业即失业，草根学子们亦会对高校扩招心怀感激。
先扩招再改进，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不同于先污染再治理。上回书说到的“纪宝宝设国学院”，算是对扩招的一种体制内创新;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领衔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则是叫板教育部的反体制行为。从2009年开始，朱校长试图用深圳市政府的财政资助，办一所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高校，“让真正优秀的人，拥有想象力、创新力和洞察力。”
朱清时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他想借助官方力量，办一所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虽然在坚持了两年不被教育部认可的自主招生之后，2012年南科大还是接受了“坚硬的稀粥”一样的高考制度，但朱清时期待的中国式MIT，已经有了一些端倪—
201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从2014年起，这所号称拥有340名院士级教授的、名称略显怪异的超级大学，计划首次招收300名本科生。单从数量上看，一名院士负责一名本科生，尚且还有40名院士无所事事。从这300名幸运儿里，真的能找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从中国式MIT的打造过程，可以推断，中国式LAC的孵化、成长、壮大、繁衍，也很难脱开“民间试水后遇挫、官方醒悟后主导”的特色套路。学费还在交，错误还在犯;虽然现在还没有，将来一定会出现。
顺便提醒一句：国内那些拥有“文理学院”后缀的学院，其实是不久前更名的某某师专，它们跟LAC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