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学生赴海外留学热潮已经持续了多年。作为留学潮的一个支流，2011年，仅香港一地便收到内地生本科入学申请逾2.4万份，较去年上升了约一成。对内地生而言，他们学到的不仅仅是学科知识，还有不一样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以及公共服务精神和自治意识。
7月14日，香港大学东闸附近一家茶餐厅里，杭州女孩李清扬像个地道的香港人那样，用熟练的粤语向服务生道谢、告别。
李清扬2007年被港大录取，今年5月从工商管理系毕业，现就职于香港的中银国际。
在香港的高校里，像李清扬这样的内地生队伍正在逐年壮大。
据香港媒体报道，今年香港各高校收到内地本科生报读申请超过2.4万份，较去年上升约一成。其中，香港大学收到入学申请超过万份。7月中旬，港大向外界公布，最终录取291名内地生，其中17名为内地省市级状元。这些学生在内地高校委培一年后，将于明年9月正式入读港大。
在香港求学的内地生，只是近年来80后、90后赴海外留学潮里的支流。这些年轻人往往比上一代人对外界有着更多的好奇和开放心态、家庭条件不错，并且渴望享受更好的教学条件和环境。
北大、清华VS港大
2007年高考成绩公布，李清扬名列浙江省理科第一名，成为响当当的“状元”。国内各大名校的招生人员和媒体，一同涌进了她的家。
彼时高考已恢复30年，国内高校对优秀生源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对高校来说，状元的招生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校的实力。而为争夺生源，在近两年内地频频上演名校“掐架”大戏的情况下，招生人员登门游说已不足为奇。
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似小于自身年龄的李清扬有自己的考虑。面临报考这一“人生大事”，她在北大与港大之间举棋不定。
香港回归中国的第二年，香港行政特区为招揽内地人才，开始推行“杰出内地本科生计划”。同年，名列公立大学前茅的港大启动了“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2002年，在双方政府的同意下，港大在首批开放的两市(北京、上海)四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招收了第一批内地自费本科生。
高考前，有几个香港高校到学校里做宣传，李清扬就顺手交了报名表。
北大还是港大，高考结束后，真正的抉择摆在了李清扬面前。像其他内地生一样，李清扬对未名湖清华园有一股抹不去的情结，而另一边是逐渐被内地认可的、拥有多方优势的香港高校。
“香港基本上是按国际通行规则来管理大学，在制度上、架构上与国际接轨。香港政府在教育上不惜投入大笔资金，用领先于国际水平的待遇招揽优秀师资，使得香港高校具备国际水准、国际公认的品质。而大学对于内地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但在模仿的过程中，内地大学很多的‘非大学本身的元素’，导致其与国外现代大学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马健生教授说。
志于学商的李清扬最终选择了香港大学。
李清扬与其他优秀内地生在香港高校得到的高额奖学金，也被内地媒体争相报道。李清扬对此有些不满：“选港大还是北大，本身是你愿意选哪个学校的问题，他们老喜欢拿奖学金来讨论，感觉你很拜金，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香港高校沿用的是英国中学七年、大学三年的学制。在2012年香港改用“三三四”的新学制前，港大的内地生可在内地高校委培一年，再正式入读港大。
接受港大内地生委培的内地高校均为名列前茅的名校。因此，李清扬被港大录取之后，同时也可以获得在北大委培的体验，这也是不少优秀内地生选择港大的一个原因。
2008年内地市级状元黄静(化名)亦投向了港大。黄静告诉记者：“一直都蛮想考香港的学校，既可以‘出来’，还可以去北大。其实两个学校都挺想去，但如果四年都呆北大，没什么excitement。”
内地开放招生的省市逐年增多，但香港高校在早期能够真正走进内地公众的视野，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状元效应”。
陆今妮即将从香港大学化学系拿到博士学位，但2003年她报考时，香港高校在内地的宣传甚少。她对于香港高校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在港大就读的“父母朋友的孩子”。
“跟我报考那时候很不一样，现在听到的都是状元。”陆今妮说。
近几年的招生结果显示，内地学生赴港读书的人数正在逐年上升。香港高校一边增加在内地的招生人数，一边抬高内地生学费。香港大学学费已从陆今妮报读时的4万多港币，涨至12万港币。
更受关注的是，单单港大今年就揽走了内地17个省市状元，比2010年多了近一倍。马健生分析：“这跟香港高校的竞争策略、吸引学生的策略的改变有密切关系。早期时，他们并不是说要状元的，我估计他们了解了中国市场的公众心理后，调整了竞争策略。香港的大学比较多，简单来说就是产能过剩。我想他们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内地作为生源地的意义。”
“半路出家”
2008年与黄静同时参加高考的许天成，没有状元、尖子生们那么幸运。他以低于广东一本线20分的成绩，考入广东工业大学。但一年后，他从广工退学，步入香港浸会大学。
在广工的第一学期，许天成为了丰富自己的履历，加入了学生会、篮球、辩论、艺术等多个社团。但一个学期的忙活让他发现，耗费自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社团其实没多大意义，做的多是些类似于搬桌子的苦力活。而对课程，他同样提不起兴趣，学习成绩不忍卒睹。
第二学期，他干脆破罐破摔，社团活动基本不参与，课也不去上了。有一天上午，室友叫醒了许天成，提醒他去上英语课。对于讲台上新来的老师，许天成感到十分陌生。经打听，他才知道原来的英语老师休产假，而他居然对此一无所知。师生关系如此疏离，令许天成深感吃惊。
偶然的一个机会，在香港浸会大学就读的一个同学让许天成看到了另一条路径。2009年，许天成从广工退学，赴香港浸会大学修读副学士学位。
副学士学位类似于内地的专科，源自美国和加拿大。2000年，香港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为快速增加具大专学历人口而引进了这一学位，课程由大学的相关学院提供。浸会大学是香港最早开设副学士课程的大学，2009年又首次向内地推出“副学士”计划。
根据2004年教育部与香港签署的《大陆与香港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内地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的学历证书。尽管如此，一些内地生依然愿意放弃内地大学，入读香港副学士课程，以争取获得留港或到海外升学的机会。
对于许天成这一选择，他的父母分别站到了反对和支持的立场上。而那时，许天成的心里也不是很有底。
两年后的今天，许天成已成功拿到香港浸会大学的副学士学位，并将继续修读该校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该专业在香港高校中排名前二位。就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前一天，7月23日，他还以浸会大学内地生的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去香港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独立做出选择的时候，就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许天成说。他认为，在香港求学的这两年，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回了高考后失去的信心。同时，香港与内地在高校教学体制和模式上的不同，也让他有深刻体会。
在许天成看来，虽然副学士也分专业，但主要还是通识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如“思维与写作”、“公共演说”、“批判性思考”等。该类课程属必修课，占了总学分的1/3。许天成说，另外1/3是专业必修课，他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的课;最后的1/3，则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兴趣，自由选课。
这套课程设置和选课模式源自西方的高校，在香港高校普遍推行。
“在内地，老师是通过一次考试的成绩，来决定学生在一整段时间里的作为;香港是反过来的，老师通过观察学生在一段时间里的作为，决定最终的成绩。”许天成说，“在国内读大学，你甚至可以不去上课，期末考前突击一两个星期，这门课就可以过。香港不是这样。在浸会大学，一门课的成绩，期末考只占40%，平时的考勤、作业、测验、报告、论文占了大部分。”
许天成在浸会大学里接触到的老师，绝大部分拥有在海外学习、教学的经历。这些老师深受许天成认可：“他们从多方面而不是单从分数来评价学生，把学生当成完整的一个人，尊重学生。”
今年六七月间，许天成协助浸会大学的招生人员到广州进行副学士招生宣传工作。他发现，内地生报考香港高校副学士学位的热度大增，参加广州招生讲座的人数比两年前他报考时几乎翻了一番。
学生“自治”
“在港大学到的不光是学科知识。如果我在北大再读三年的话，变化一定没有现在大。”在北大委培了一年、港大本科二年级学生黄静说。
在国内是香饽饽的“状元”，在港大却不再是一个闪耀着光芒的头衔。黄静对此有深刻体会：“像北大，大家都知道是高考达到一定分数线后才进来的;港大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学生也有不同的背景和选择，没得比。”
不管是状元还是非状元，也不管是内地生、本地生，还是国际生，每一名步入香港高校的学生都像是尚未成型的橡皮泥，最终决定学生形状的，不是校方，不是老师，而是学生自己。
就像她的同龄人那样，从小学到高中，黄静基本也是顺着家长和学校设计好的路往前走。黄静说：“我习惯了别人把我的目标设定好，告诉你要考多少分，我照着去做就没问题了。”而当北大和港大的抉择真正摆在面前时，从那一刻起，黄静才发现，没人可以再帮她做选择—她的茫然期也就此开始。今年9月，她即将迎来在港大就读本科的最后一年，但黄静认为自己还在适应中。
在港大期间，黄静加入了“志行会”，一个由港大2007级内地生王欢欢和胡晓烨发起的公益社团，2009年3月成立。
这一年10月，志行会向香港的一个警署递交申请，顺利注册成正式的NGO。随着新成员的加入，志行会的活动范围也从最初的非洲，拓展到中国的海南、四川、云南等地，定期招募志愿者到各项目点进行援助、支教等活动。创立初期，港大的学生发展及资源中心(CEDARS)也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无巧不成书，分居南北的港大和清华都在今年迎来了百年校庆。但与清华大学豪掷3000万元搭建临时舞台、广邀政商界要人出席的奢华和隆重相比，港大百年校庆略显低调和“寒酸”。事实上，港大百年校庆将跨度两年，其间举办数位诺贝尔奖得主等学者的系列讲座、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及学生峰会、英联邦大学协会首脑会议等。而“服务”恰是港大百年校庆的活动主题之一。
共同的社会服务意识和社工精神将更多的内地生拉到了一起。来自上海的卢盈文在港大的第一学年便成为志行会一员。2010年暑假期间志行会换届选举时，卢盈文还当选为2010-2011年度志行会主席。
卢盈文常常会思考所谓支教、志愿者的意义。她曾听人提过：花那么多钱去支教，干脆把钱直接捐给他们可能还更有帮助。但在海南、云南支教过程中，那些“眼睛放光”的孩子，让卢盈文觉得加入志行会是大学期间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除了志行会干事换届、实习，今年暑假卢盈文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搬出舍堂，在校外租房。因为上一学期赴美国加州大学做交换生，回来后甚少参加舍堂的活动，积分不够的卢盈文被“踢”出了舍堂。
舍堂是港大的一道亮丽风景，除了像哈利?波特魔法学校里的宿舍那样具有文化特色之外，还充分体现了学生由下而上的自治。舍堂由定期选举产生的学生会和舍监共同管理。舍监是学校的教授，如果几个教授同时想做某个舍堂的舍监，他们就得像美国大选那样，向舍堂里的学生发表演讲，然后由学生投票选举。一旦学生对舍监不满，还可以把舍监“炒”掉。
卢盈文、李清扬、陆今妮、黄静、胡晓烨这些内地生见识了在内地鲜有发生的“炒”舍监，也经历了港大200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弹劾学生会长的公投。他们不知道的是，港大在2000年甚至有过炒校长的记录。
被“踢”出舍堂在卢盈文看来也不算是坏事，因为可以不用参加舍堂里自己不喜欢的活动、开不想开的会。当然，如果不服，她可以找维权小组投诉。
“在香港经常听到谈民主，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生出这么一个意识—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自己去争取的。”卢盈文说。
由内地本科生联合会发起的维权小组成立于2010年1月18日，负责为内地生维权。
维权小组成立初期，正读本科二年级的李清扬便是它的组员，算是“元老”。李清扬与其他组员干过不少在内地高校看来轰轰烈烈甚至不可思议的“大事”：除了替被舍堂踢出的内地生申诉，在内地生学费逐年提升的情况下，维权小组还找过副校长谈话，反映内地生的不满。
在维权小组诞生前，内地本科生联合会便替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同校方谈下了每年两万港币的补贴。随着香港房租上涨，不久前维权小组又出面同校方谈判，使补贴升到了2.6万港币。
此外，如果有人在民主墙上攻击内地生，维权小组也会代表内地生进行反击。其他内地生可以参与反击、单纯围观或者干脆无视，直到这个话题走完它的自然生命周期，在整个过程中，校方不会有任何干涉。
在北大有过委培经历的李清扬觉得，北大在课程设置上与港大没有多大区别。北大的学生，尤其是李清扬接触到的同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同港大的学生相比，也是各有所长。“但是不一样的是环境。”李清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