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外语考试实行“一年两考”以及探索外语社会化考试等问题一度引发社会争论，迄今未绝于耳。
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外语高考(课程)改革作为新时期我国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问路石”，对整个教育事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外语高考改革，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外语教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事关国家人才选拔考选制度的公共政策。
为什么要启动这次改革，改革举措能否被接受、面临的风险何在、改革能改变现状吗?这些问题都直接指向外语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这一核心问题。
“减负增效”—外语高考改革的价值选择
公共政策学认为，任何政策都是价值负载的，而价值选择是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它承载着质量、效率、公平和可选择性等价值标准，是推动政策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有关部门没有特别说明，我们认为本次改革的重要动因正是源于此种考虑。
外语高考“存废”的主要争议点并不在于外语教育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社会上一度盛行“外语无用论”或是“外语挤压母语空间”的论调，这些论调是罔顾事实，缺乏现实调查和科学依据。
真正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外语高考是否违背了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人们不禁反思，将外语作为决定千万考生高考命运的重要科目之一是否值得?和其他科目一样，外语高考“指挥棒”效应是否有助于提升教育的质量?是否兼顾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再者，能否给考生“可选择”的机会，不需要再“一考定终身”?
所以，外语高考改革体现出政府提高教育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倡导。正是基于外语教育的公共价值属性,国家对外语教育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所以希望通过外语高考改革实现中国外语教育的“减负增效”，均衡发展，提升国民外语能力和文化素养。
“知易行难”—外语高考改革的价值合法性
从这次外语高考改革的内容可以看出，教育主管部门确实希望有所作为：一方面，方案提出“一年两考”，尽量减少像高考这样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给考生以一定的选择权;同时逐步探索外语社会化考试，正确引导教考分离。另一方面，以“增效”为目标，高考将推进笔试和听说并重的考试，重点考核外语应用能力，引导传统应试外语教学向应用外语教育转型，提高外语教育的质量和效率。
应该说，这些改革举措本意是合理的。然而，知易行难，从宏观政策文本中，我们没有看到具体、可操作性的内容，不免对这些政策能否实现其“减负增效”的初衷产生疑问。
比如，外语社会化考试的可行性就值得怀疑。尽管国外有众多的第三方考试机构提供语言测试的成功经验，但是，国内目前恐怕还找不出一家具有这样资质的社会化考试机构。即便有这样的机构，从建立、调试、运行到市场化运作，再到社会接受其权威资质，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再以加强听说测试为例。以目前不少边远山区的师资水平和硬件条件看，推行的难度极大，如果以全国统一外语听说能力考试形式进行的话，这无疑将会是这些地区的考生处于不利的位置，又何谈考试的公平性?!
“任重道远”—外语高考改革的价值有效性
公共政策经验告诉我们，但凡重大公共政策出台、调整或是改革，在确定价值取向后，必须启动科学决策过程，包括对政策过程整体动态发展过程的价值约束和监控。
外语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主导政策决策和执行情况、政策的评估、评价和调整阶段,综合全面考虑外语教育政策的效能。深化外语高考改革，是一个外语教育政策变革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
检验价值有效性标准，可以判定外语高考改革是否与教学实践相互衔接,审视并监督在新高考改革下，外语教育“费时低效”是否改善?应试外语教学是否“涛声依旧”?外语课程、教学、师资和资源投入等等具体环节是否能满足高考新形势?关注并解决这一系列具体政策相关问题,才是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关键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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