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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罪与罚》有感
篇一
该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那些为着自己的能力而骄傲、而痛苦的人读的书。
该书的主人公认为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思想，能够随意决定其他人的生与死，天才具有通过牺牲弱者和平庸者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的权利，在天才面前，他只为自己立法，而不需要听从一切世俗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为了能够让人类获得进步，天才即使一时伤害了普通人，他的这种行为也是合法的，有道理的。
正是这种思想，驱使了主人公完成了他的那次为了验证这个思想而去实施的杀人。但最后，他自己却无法忍受由此而来的孤独，也无法说服自己杀人的目的，并通过与救助那些平凡人的过程中，逐渐被平凡人的感情所感化，最后通过自首、服苦役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批评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的观念，倡导了人性和情感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揭示那些普通人的喜乐，普通人身上不平凡的地方，以及非凡者身上平凡的地方，最终打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在哲学界中存在着的那种理性者有权利为自己立法，因而有权利不顾普通人的感受来强加给他们意志的歧视性的做法。在陀氏的作品中，极力揭示的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事背后那些感人至深，异常复杂的东西。如果缺少了这些关切，那么任何一个天才所要拯救世界的理想，最终也将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为一个暴君独裁专制的借口
篇二
我要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抵达;我告诉你们一条救赎之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耶稣
面对不可逃避的苦难，作者一直在写作中苦苦寻找救赎的方法。我们来看看作者在这部《罪与罚》中的寻找过程：在一开始，主人公是个怀疑主义者，甚至对大众的信仰，都持怀疑的态度;他自己更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就注定了他和大多数人都没有共同语言，只能游离于人群之外。他有自己的理想、包袱，但都只是一些理论：他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被统治者，也就是普通人;他们负责在数量上保存人类。第二类是统治者，是手握权利、可以杀人的人;他们负责推动着历史前进。为了证实一下自己到底是哪种人，他杀了人。(这只是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一种假设)经过事后的事实和无数次的内心挣扎证明：他自己也是一名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改变和拯救别人;但索妮娅是个例外。(索妮娅是苦难的代表)他曾对索妮娅说：我们要自己肩负起受苦受难的重担。但他和索妮娅有一点不同;索妮娅是有信仰的，无论多大的苦难，她都可以忍受;而主人公是没有信仰的，他在独自承担自己的苦难;并且还经常嘲笑索妮娅的信仰。
后来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刑，索妮娅也陪他一同去了。在监狱里，他从不觉得自己有罪，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高傲，这使得他周围的犯人都不喜欢他，把他当成异类对待。索妮娅经常会来探望他，可每次他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她。他在监狱里痛苦的活着，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和毫无意义的，有的只能是苦难和牺牲。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到故事的最后，事情发生了变换：有一天，他突然感到自己和自己的信念其实都是十分虚伪，他逐渐地学会了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当最后他和索妮娅拥抱在一起哭泣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重获了新生。是什么让他重获新生的呢?是爱，是信仰。苦难依旧存在，我们依旧渺小、无力，但因为有了信仰与爱，我们就变得能够承担苦难了：除了承担以外，我们还要爱它。尼采说过：“爱命运”。你可以不喜欢它，但你要爱它。其实索妮娅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并且坚信这一天终将到来。(他们终于拥有了共同的信仰)在这里，索妮娅既是拯救者，又是被拯救者;既是苦难，又是救赎;在苦难之中完成了救赎。
作者在这里这样写到：他们想要说话，可是谁也说不出来。他们都热泪盈眶。他们俩都面色苍白，两人都很瘦;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有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这一个人的心包含有另一颗心的无穷无尽的生活源泉。
他们决定等待和忍耐。他们还得等待七年;而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还有多少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无穷无尽的幸福啊!然而他获得了新生，他也知道这一点，已经获得新生的他以全身心充分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她——她只是为了使他活下去而活着!
当我轻轻地合上这本《罪与罚》的时候，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一个月的时间，它带给我的是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深深的思索。现在就要和它道别了，心中难免有些伤感。其实它不会离开我，那些深刻的思想已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死去;但他的思想却永远活着。这部用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巨大的悲悯情怀完成的《罪与罚》，也不会死去;它会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等待着下一个读者把它打开;每一次打开，都会是一次重生。
篇三
《罪与罚》讲述了主人公拉斯科利尼可夫因为生活的困境，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行凶以后，被她的妹妹发现了，所以他连着她妹妹也杀了。之后，凶手陷于痛苦之中。他一直处于矛盾中，一会儿想去自首，一会儿又开始后悔，决心与警察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就在这样一种痛苦中他几乎要崩溃了，病得很厉害。他的朋友和亲人，认为他“疯了”，一直不离不弃守护着他，而他却开始自我放逐：恐惧、冷漠、孤独和狂妄。
《罪与罚》全书，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经过的章节仅仅只有开头几章，其它章节都写了他犯罪之后的心理，通过对主人公犯罪后内心善与恶的交战，内心阴暗思想与光明道德冲突以及内心终日的惶恐展开的详细描写，记录了主人公从行凶到良心的惩罚再到被救赎的详尽心理活动。
我认为《罪与罚》中的罪当然是指主人公拉斯科利尼可夫杀了两个人，触碰法律了。而对他这宗罪的惩罚其实比他的犯罪来得还要早。就在他萌生了杀人的动机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就再也无法得到平静了。人性与反人性、良知与他的“理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为那“荒唐的”念头感到厌恶，不相信自己真会去做“那件事情”，直到行凶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犹豫：“不如回去吧?”杀人后，他便陷人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之中。他得了热病，昏迷三天三夜，发高烧，做噩梦，弄得自己精神紧张;他开始厌烦世上的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母多和妹妹也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憎恶;他对什么都怀疑，可以说，从杀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自己杀死了。当然，最后的惩罚就是他在索菲亚的感化下自首后，流放西伯利亚的惩罚。但是，其实这个惩罚对他来说更解脱。
当看完杜斯托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后，心中不时感到震撼与感动。在《罪与罚》中，男主角拉斯科纳夫以其聪明绝顶、却与世隔绝的头脑，建构出一个学说：超凡伟人往往有犯罪的天性，因为他需要建构新制度，这种建构势必带来毁坏;也因此，伟人的犯罪是合理的。他不仅建构这个学说，并且身体力行。他相信自己也可以成为拿破仑，但是他跟当年的拿破仑一样，因身世贫困没有机会，拿破仑努力争取机会，甚至因此流人血;而他，也需要机会。因此他杀了早让人议论纷纷的刻薄老妇，抢其钱财。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被迫还杀了另一个无辜、受苦、可怜的老妇。拉斯科纳夫内心深处的理想抱负绝非自私自利，反倒是博爱的。但是，为达到理想而有的手段，却导致一场轰动社会的谋杀案。所有的检调人员，全从牟利角度解释这谋杀案，直到一个也酷爱研究思想的检察官出现，他立即将调查方向转向，透过拉斯科纳夫的论文，找到行凶的动机。
拉斯科纳夫自承他相信“伟人的福音”，当他说出这观点时，连他的朋友都觉得太激进，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的信念是“社会福音”，也就是只要社会制度完善，人都将安居乐业不再犯罪。想想我们不也正是处在这样的信念下的吗?杜斯托也夫斯基透过《罪与罚》中的对话，先知卓见的提出他的质疑：罪恶真的只是社会问题引发的吗?还是在人性深处尚有其他邪恶，是导致犯罪的因子?犯罪跟社会体制的不完善，真的是等号相关?拉斯科纳夫显然不相信改善社会制度之路，他认为这世界就是需要伟人，伟人配拥有权力，伟人也够资格在破而立的过程中犯罪。这些问题不由得引起我的深思，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而这本书另一个让我引发深思的地方是，社会中的弱者，精神中有无私奉献与爱的人却在引导着救赎之路。
《罪与罚》中，这个人物就是梭娜。有几段拉斯科纳夫与梭娜的对话精彩万分：男主角拉斯科纳夫再有痛苦，都绝不泄漏一丝一豪情感，但是他却在最紧要关头，找到梭娜坦承是他犯案，梭娜尽管为自己的好友之死哀伤不已，却温柔的凝视拉斯科纳夫，然后围抱他的颈项，紧抱住他。
拉斯科纳夫问梭娜：“你为何不骂我，却拥抱我呢?”梭娜命中拉斯科纳夫内心深处要害的回答：“因为全世界没有比你更不快乐的人了!”而这时，拉斯科纳夫心一软，两颗眼泪蕴藏在他的眼眶中，就要掉下了。当拉斯科纳夫问她这一生的苦难，上帝的回答是什么?梭娜仅只是念完新约圣经中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故事。
就在念圣经的这一刻，贫困的房间幽暗的烛光照著凶杀犯与妓女。梭娜以其弱者之爱，不自觉的引领拉斯科纳夫走向救赎之路。拉斯科纳夫问梭娜：“你不会离我而去吗?”梭娜回答：“不会，无论你到何处，我都随著你....，”甚至她也在非理性的情感中，知道拉斯科纳夫需要她的接纳与爱，她遗憾的说：“为何你不早来，我为何不早些遇到你呢?”男主角剖心相告后，问梭娜：“你觉得我卑贱么?”梭娜说：“不，你只是在受苦。”最后，拉斯科纳夫向梭娜要十字架，梭娜给了他，并说：“我们一同受苦难，也一同挂十字架阿!”就是在杜斯托也夫斯基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是“主动选择悲悯苦难、选择与他人一齐受苦”，这是十字架精神，而十字架精神永远呈现著吊诡：“在软弱的地方显现其刚强。”而一个能看见所谓的强者内心深处的痛苦的人，往往自身也负荷著巨大的苦难。
《罪与罚》是一部为人类感到伟大的隐痛的书,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凶残不仁的最强有力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无路可走,这是小说的主旋律.穷人连自杀都是一种奢侈,正是这种情况推动人们对自己进行道德的犯罪,破坏道德是犯罪,不破坏道德在对亲人的关系上也是犯罪.整部小说充满着大城市日常生活的普通的悲惨的景象,这种生活的平日的司空见惯的噩梦.拉斯柯尼科夫梦见的被人一边笑一边往眼睛上抽打,打得几乎送命的,痛苦的,禁不起过分的重荷而疲累不堪的驽马的形象,是小说中的一个具有概括意义的,抒情的与悲剧的形象。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临终时听说的几句话:\"把驽马给骑累了!……力气用尽了呀\"与此相呼应.在引导拉斯柯尼科夫犯罪的动机里,交织着\"拿破仑式\"主题和无业游民式的绝望反叛主题,作者倾向于第一种主题,可是毕竟在小说中保留了第二种方案的许多东西,他向索尼娅阐明第一种方案,向冬尼娅阐明第二种方案.拉斯柯尼科夫全部理论的最重要一点即是:所有的人被分成\"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种。平凡的人必须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没有犯法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平凡的人;而不平凡的人就有权利从事各种犯罪行为,形形色色的犯法,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凡的人。波尔菲利这样阐明拉斯柯尼科夫的思想,而拉斯柯尼科夫认为这样阐述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切完全符合后来尼采的\"超人\"思想.第二种方案在拉斯柯尼科夫与妹妹的谈话中得到集中的体现,\"拿破仑气质\"和拉斯柯尼科夫的资产阶级无zf性的抗议原来只是个人主义的放纵的各种不同形态而已。这种放纵总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他在小说中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真理: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出针对它而发的资产阶级形式的抗议,这些形式是在无出路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一些社会抗议和革命斗争的真正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不想看到,并且力图用自己的小说去诬蔑他们。
篇四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代表作，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杀人之罪与罚为中心线索，对“杀人”的合理性、“杀人”者的归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当时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及罪与罚、善与恶等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水浒传》，这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中国小说，也就“杀人”的动机、“杀人”者的命运经行过阐释。同样是“杀人”，《罪与罚》中的分析与《水浒传》有惊人的相似，也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拟就两部作品中“杀人”的动机、杀人者命运的异同进行浅要地讨论，借以管窥中俄不同的传统文化取向。
一、“不平凡”人与“替天行道”
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是个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衣衫褴褛、走投无路，但仍渴望摆脱贫穷，挤入上流社会。在对现实苦难的思考中，他得出这样一种理论：人可以分为平凡和不平凡两类，前者在世上任人宰割，后者可以为所欲为。他进而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旧的社会伦理秩序的亵渎和叛逆,而社会变革的领导者也必然是谋杀旧秩序的“罪犯”,这些罪犯同时也成为了创造人类历史的“行动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希望成为拿破仑式的不平凡者，在这种欲求的推使下，他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为了金钱，为了饥饿而杀人”，促使他杀人的真正原因不是物质欲望，而是一种文化精神需求。他杀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劫富济贫、主持正义，在杀人实验实施的一个半月以前，拉斯柯尼科夫听到了一大学生关于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谈话，这与他的想法完全一样。
“‘杀死她，拿走她的钱，然后借助她的钱好让自己为全人类和公众事业服务：你认为怎样?——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件小小的罪行吗?用一条人命来换取几千个生命，使之免于腐烂和朽败，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
对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把困境中只能靠抵押变卖为生的穷人逼至绝路，是社会非正义的象征。老太婆是吸人血的虱子、寄生虫。由此，杀了嗜血的寄生者就是救世，消除这种非正义就是一种维护正义。而且，那个被结束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而由此来的好处却惠及大多数人。在这种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影响之下，杀人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仔细想来漂亮的理论不过是犯罪行动的外衣，拉斯科尼科夫的杀人行为主要还是由贫穷和社会不公促成的，那一套理论不过是用以安慰自己的借口，以使自己有别于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因而与其说拉斯科尼科夫杀人是为了成为“不平凡”的人，还不如说是他的杀人行为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在《水浒传》中个人施行的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主要是复仇杀人，这个“仇”可以是自己的“仇”，比如林冲的复仇是因为高衙内父子的苦苦相逼;也可以是别人的“仇”，比如鲁智深打死镇关西是因为金翠莲受尽镇关西的压迫。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是就出手。”《水浒传》中的这类杀人行为主要是对邪恶势力以及压迫凌辱的反抗，杀人者对这种阶级复仇表现得十分坦然，并认为这种杀人是“替天行道”、“铲奸除恶”。然而，“替天行道”只是口号，梁山好汉们复仇杀人很少想“道”的问题，不过是义愤难平，图一时之快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好汉们拉帮结伙的招牌，一方面用以安慰入伙的正义之士，让他们觉得自己和真正的强盗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为好汉们杀人抢劫进行理论美化。
所以，无论是拉斯科尼科夫的为成为“不平凡”人而杀人，还是施耐庵笔下的“义气烈汉”为“替天行道”而杀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理论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当然，就理论本身而言，差异还是有的。“不平凡人”理论似乎与尼采的“超人”思想有些许一致，但《罪与罚》创作于“超人”思想发表之前，想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是受到尼采的影响。从历史方面看，拉斯柯尼科夫根据的或许是拿破仑式的超人思想。在《罪与罚》问世的前一年(1865年)，波拿巴三世宣扬拿破仑主义的《尤利•凯撒传》一书的俄文版分别在巴黎和彼得堡发行。该书序言写道，有两种逻辑和法律，第一种用以判决普通人，第二种特殊的，用以判决“英雄”和“世界天才”。小说中拉斯柯尼科夫凭着超人有权杀人这一思想，与这种拿破仑主义思潮的冲击不无关系。
而《水浒传》中的对“替天行道”最权威的解释出现在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说的那句话：
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驱邪归正。
“天行道”的观念在，儒道两家的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但作者之所以让九天玄女这个道教人物给“天书”，或许是因为作者更倾向与道教关于“天行道”的诠释。“道”在原始道教中指维护社会、自然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行事，就会天下太平、风调雨顺;逆“道”而行，社会、自然就会混乱。而这里的“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却又是儒家思想。儒家的“道”当是仁义、忠孝之道，这于道教的诠释并无抵触，在儒家看来“仁义、忠孝”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杀人理论来自于儒道两家的理论。
二、救赎与道德
拉斯科尼科夫在杀人之后，并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虽然他坚信杀人的理由是正确的充分的，但他还是无法摆脱剥夺他人生命的罪恶感。最终他在道德的感召下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选择了自首。然而自首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理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成立的。他的自首应该说是出于他对周围爱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人的一种回馈,这些人包括他的母亲、妹妹和索尼雅,这样的选择是善对恶的一种感召。这里作者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设计了两种情境:一是杀人后为逃避惩罚而陷入内心无休止的矛盾痛苦之中;另一种是主动接受惩罚从而使心灵获得平静,这使他和索尼雅在精神上达到一致。很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后一种更有意义。故事的最后，作者让拉斯科尼科夫拿起了一直没有看过的《新约》，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传统人道主义立场的，他主张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忍受苦难的精神。
反观《水浒传》，好汉们在复仇之后，并没有因为杀了一两个人而精神崩溃，也没有任何皈依宗教的意思。与拉斯科尼科夫不同，好汉们认为自己的复仇行为是对压迫者的反抗、是无可非议的正义行为，他们不仅没有罪恶感，反而还有些许自豪和骄傲。这些好汉没有宗教的思想包袱，而且从传统道德上讲，这种复仇也是不违反道德礼法，《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共与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从当时法律上讲，杀人行为是应该受到严惩的，杀人者在这种情况下，想的更多的是逃命，而不是象拉斯科尼科夫那样思考是自杀还是自首。在中国，道德的力量往往要甚过法律，在审判武松的过程中，陽谷县令没有首先虑及其杀人之不可赦，却念武松“是个有义的汉子”，可见执法者在道德上也是认同这种复仇的。
虽然，拉斯科尼科夫与武松等好汉的自首都得到了发配流放的命运，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前者仍纠缠于是归属平凡的人群，还是追求强悍的生命意志的思考。而后者，在心灵上是平静的，甚至是愉悦的。
造成《罪与罚》与《水浒传》中杀人者不同心理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所处主流社会的信仰不同。拉斯科尼科夫虽然有着超人思想，推崇伟人福音，但他无法摆脱宗教思想的影响。在东正教信仰里，只有上帝才配审判人类的罪孽。拉斯科尼科夫作为一个凡人竟想越俎代庖，替上帝行道，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主流人群宽容和理解的。即便是拉斯科尼科夫自己，也因为自己的思想与宗教价值观的抵触而苦恼以致精神崩溃。
在中国儒家学说中，虽然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功。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在这种价值观中，人的道德修养被放在“天人合一”的首要位置，道德便是善，便是一切。因此，水浒英雄们的杀人是有道德的，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广大人群在道德观念上是赞同英雄们的杀人行为的。在这种思想观念下，杀人者没有思想包袱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东正教思想体系中，有“受难”这一主题，即通过“受难”减轻罪恶。拉斯科尼科夫最终选择自首，恐怕是想通过在西伯利亚受难来使自己获得救赎。而水浒英雄很少有老老实实选择“受难”的，大部分人都抗拒命令，跑到梁山逍遥快活去了。当然，林冲是个例外，他选择了认罪伏法，老老实实地服刑，但从他“受难”时的一系列遭遇看，作者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受难”无法使自己获得救赎，反而会让压迫者更加猖獗和肆无忌惮。
尾声
《罪与罚》与《水浒传》中杀人者们宣称的杀人理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他们不同的杀人心态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与俄国社会对于道德底线的认定标准是大不相同的。在《罪与罚》中，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替上帝行道是违反道德的;而《水浒传》中区别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是“善”，只要是为了“善”，即便用“恶”来实现“善”，也是符合道德的。在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杀人者经历着不同的思想历程，或矛盾痛苦，或逍遥快活。但是，无论杀人者的头脑是复杂还是简单、是矛盾还是逍遥，都无法撇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杀人行为都是因为义愤难平而进行的情感发泄。区别仅仅在于，中国的文化精神更有利于杀人者排遣罪恶感。
参考资料
1.《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龚觅国外文学(季刊)1999年3期(总第67期)
3.苦难与救赎———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创作心理何晓鹏外语学刊2004年第4期
4.“罪与罚”主题价值内涵的变迁李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2期
5.《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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