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为了表示抗议，牛津教师们有一段时间停止授课，纷纷离去，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剑桥镇。离开，重建，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莱比锡大学也是一部分人从布拉格大学分裂出来后创建的。可为什么将这所大学建在剑桥，而不是在北汉普顿或斯坦福德呢?它们也是繁华的市镇，也有牛津的大学生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在伦敦呢?或在一座林肯这样的主教座堂城市呢?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所主教教堂学校了。
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情况模糊不清，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群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争取到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的基本条件。最迟1225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来。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尔九世教皇也批准了，这种教会特权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说起这一点，剑桥的大学档案员伊丽莎白·丽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剑桥经常后于牛津起步但总是先于牛津完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希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它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的。
跟牛津一样，剑桥的这所大学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讲课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大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负责监督。1280年，在这种私人旅舍被有着自己的校舍和捐款的学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经有34家这种大学生公寓了，捐款能保证学院的持久性和独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直到学院章程它依照的都是比牛津的它早20年的主教学院、默顿学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学院设有一位院长和十四名院士，两位大长老负责每天的礼拜，两名财务主任负责财务管理，一位募捐负责人，能付得起钱的时候就还请有一名门房。除去二、三名贫困学，这是一个获得学位者的群体，一个高级大学生机构，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学院的模式。直到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才在14世纪初期形成了指导性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入学年龄为14岁左右。
剑桥毕业生从前就有最理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347~1348年的那场夺走了英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之后，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管理人员、法学家、医生的需求增加了。1370年前后剑桥共有八所学院,大约20多家旅舍。整个大学有将近700人，不及今天的一个女王学院的多。直到15世纪，牛津的这位穷表弟才具有了跟他的老伙伴同样大的规模，虽然影响还不及它。
中世纪的学院也是灵魂得救的保障措施，它们有还愿教堂，必须长期在那里为他们的资助人做弥撒。创办一所学院被视为宗教行为，就像捐资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坛画一样。剑桥早期的学院创建人绝对不只是教会人员。也包括国王和他们的女人，像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上层贵族的太太，国家官员、商人，主教相当少。基督圣体学院的监护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和牛津)唯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1352年――30年后，市民们险些又将它毁掉。
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院”之间存在摩擦。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 ――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城市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痛苦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镇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足球和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大学才失去了它的监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一直将它的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准逮捕妓女和演戏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许可证的权利。
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莫过于大学地皮的扩张。当您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您就很容易想象：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将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曾经的米尔恩街分布，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从它的剩余部分辨认出它的走向来：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场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许已经有了炒地皮，无论如何是一场彻底转变结构的开始。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后园。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年-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来到剑桥。他来了，咒骂这里的气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对一切都不满，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三年。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马丁·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国王，说剑桥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菲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剑桥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小德国”(Little Gel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宗教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本书起的作用特别大，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
亨利希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属于时代和它的火焰式国王的自相矛盾。在这个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终于1546年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自由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唯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1553年，亨利希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都铎登上了英国的王座。异教徒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学院院长都被撤职了。剑桥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陆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比塞和保罗·法基尔斯的尸体被挖出，他们的棺材被用链子缚在桩子上，抬到剑桥的集市广场上焚毁了，好像它们是异教的复辟者似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渐渐得到了巩固，这次王位更替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争论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纠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完全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创建了新的学院。埃曼努尔学院(1584年)和悉尼·苏塞克斯学院(1596年)，两个学院都旨在促进新教，为了显示它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决裂，两座礼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东。
伊丽莎白一世只来过剑桥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欢“亲爱的牛津”，并且资助它。可在她长时间的统治期间，剑桥大学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没有这样接近过王位和权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在他的母校担任校长近四十年。剑桥的毕业生相继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职于国家和教会的高级部门。
随着宗教上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下等贵族的儿子们前来就读了。当时形成了三类大学生：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fellow k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们，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免除了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从事服务。大学的三种社会等级的教育基础是16/17世纪发展形成的导师制，同时也是学院经济的一部分。年轻院士靠当导师维持生活。
数百年来，剑桥城只是这所大学的后花园，是廉价劳动力仓库。早在1954年，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卡西访问过剑桥后就写道：“这座城市挤在、弯弯曲曲地紧挨在学院建筑的周围，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没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亲戚赐给他一个工作。”学院越扩张，它们对门卫、校役、清洁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当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居民人数才不足9000人――是繁华农业经济中心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农民、石匠、啤酒酿造工人、裁缝、鞋匠、商人。城里没有大房子，有钱人住在周围的庄园上。但是，全国各地的客人、伦敦的马车、大陆的商人，他们每年都要来剑桥一次：在九月份，来赶斯图尔桥年市。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他们将剑桥当作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
当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匪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了议会――“那唯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议论道。和城市不同的是，内战爆发时，大学继续忠于王室。
1643年克伦威尔返回来，将学院变成了军营，将剑桥变成了东英吉利议会运动的司令部。大多数院长丢掉了他们的官职，有一半院士，共200多人，被解雇了;有些逃去了查尔斯一世驻陛的牛津。威廉·道辛受议会委托，想毁掉学院里从改革中幸存下来的一切：天使、圣像、各种显示罗马教皇权力的东西。不管这位塑像破坏者做得有多野蛮，他也反映了克伦威尔的许多同时代人极其虔诚。
“祈祷和布道时谨防睡眠，因为那是死亡之睡眠。”1660年前后三一学院的学生规章里写道：“不下棋或很少下棋，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机敏的游戏，但太单调太费时了。制止足球，因为它是一种粗鲁的、激烈的运动，更适合小丑而不适合学生。”
在君主制复辟之后，统一行为又恢复了英国的旧规定。王室的宠儿被指派来担任大学校长。对教师的雇请也连续几十年反映了王室继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变换。在此期间，能够以笛卡尔的坚定不移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不光是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们，一个自由宗教哲学组织：“道理是主的烛光。”信仰寻找理性的理由，理性发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然科学。
伦敦皇家俱乐部(1660年)成立后设立了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教授席位。艾萨克·牛顿这颗明星在剑桥上空闪耀。但学生们最热烈的争论是在咖啡馆里举行的，清教徒们和理性主义者都在那里享受这一新的时髦饮料，享受清醒的狂欢。学说、学院的流言蜚语、学生诗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报纸，都在咖啡馆里流传。这些网吧的先辈变得如此流行，校长和院长们不得不于1750年颁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馆的禁令。不同于牛津的是，当时剑桥和伦敦之间的往来还相当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辆直达的定班邮车。伦敦――剑桥这一段它要走七小时一刻钟。
18世纪，王室和议会进一步听任大学自主管理。教师和学生们干他们最想干的事：学习、享乐。他们去钓鱼和狩猎，去咖啡馆，看演出，逛妓，妓女们懂得，集中在一起的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学里的年轻牡马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师公用室里，在乔治时代的学院布景里，还能对这个风雅和铺张的时代有所感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称之为“这个极其舒适和令人尊敬的世纪”。打瞌睡的教师和狩猎、酗酒的大学生的画作是当年的牛桥毫无创意的作品。早在那时候，古怪的贵族子弟们的越轨行为就比读书人(reading men)的驼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他们辛苦工作，希望最终至少能得到一个谋生的牧师位置。乔治时代剑桥的许多教授不举办讲座或不在学校。
1800年左右，剑桥(和牛津)的名声受到损害。另外两所大学超过了它们，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和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那是乔治二世创办的大学，不久就成了汉诺威人最著名的大学。另外，在英格兰也首次出现了竞争对手，德勒姆大学(1832年)和伦敦大学(1836年)。牛桥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同时大学生的人数却在上升。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需要新的培养场所。在维多利亚王朝这一越来越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剑桥也感觉到必须帮忙。应该改革了。一位科堡-高塔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推动了这次改革。
1847年，剑桥大学以微弱的多数将这位不受欢迎的德国人选为校长。阿尔伯特亲王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让女王松了一口气。他果然比英国大多数的大学教师更了解德国和英国的教育事业。但他太迁就剑桥的传统，不能进行真正的重要改革。直到1858年的大学法案才开始修改章程和教学内容。学院在大学面前过于独断专横的自治也受到了限制。特权时代结束了。不光天主教徒们要求完全的教育权利。这回连妇女也想上大学了。
1869年，当埃米莉·戴维斯小姐开始教授五位女生时，她的这一起点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顿学院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两年后纽纳姆学院也兴办起来了。让年轻姑娘们获得思想和社会自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可不是维多利亚社会所理解的进步。剑桥的教授们渐渐习惯了有妇女参加他们的讲座。不过，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坚持用“先生们(Gentlemen)”称呼他的男女混杂的听众。
早在1896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级考试中独占魁首。但她还要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学位，评议会的先生们反对授予她学位。剑桥是最后一所同意妇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学教育权利的英国大学，从选举权到学位颁授典礼。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这也是一项纪录。作为剑桥的男子学院，国王学院和丘吉尔学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学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们男女生混杂”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约翰学院的门房负责人告诉我道，“我的前任鲍勃·富勒戴着黑色袖章，我们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飘扬。”今天，在剑桥，女生所占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项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在那之前，谁想获得硕士头衔、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都必须宣誓信奉《三十九条信纲》。1563年开始实行的这一信奉英国国教的声明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桥门外。这一宽容法令姗姗来迟，即使在这之后，学生们也必须每天去礼拜堂祈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些学院还要久。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1860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有些教师至今还在怀念这种状况：“我相信学院是一个家庭，单性学院真的是个家庭。”彼得豪斯学院的大卫·沃特金院士告诉我说：“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师们生活在学院里，学生们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它生活得心满意足，一个追随一种懒散的平等时尚的小念头就让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欢迎任何平等的成份。”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或橄榄球学校的校长，他们攀升到政治、文学、出版界的重要位置。
属于牛桥的这个大学教育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赖尹家族、加斯克尔家族、霍奇金家族这些贵格会教徒家庭，像麦考利家族、特里维廉家族和达尔文家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从世纪之交到1930年，这少数家族超大比例地培养出了很有影响的杰出人才――一个极其保守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剑桥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对他们血缘和精神的相似进行了描述，他是他们最后的伟大继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乌尔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为妻。
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只留下“维斯沃德·霍!”这个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的导师、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的冠军和亲王教育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为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剑桥人查尔斯·金斯利在维多利亚时代才那么家喻户晓。
1870年，当时的大学校长，威廉·卡文迪什，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资助了一个实验物理学教授席位和一所实验室，两者都是以他的一位祖先、物理学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学辉煌发展的开始，它的催化剂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业革命没有波及到剑桥。1845年，在城市和大学争执了20年之后，至少铁路修到了这里，大学很想阻止铁路修到这里(和牛津一样)。校长强烈抗议星期天去伦敦的廉价返程票。这种星期天的出游“不仅校方觉得可恶，也必然让上帝和所有虔诚的基督徒觉得讨厌。”
大学至少做到了让火车站修在远离市中心的当时还一片空旷的地带。那里，在城市东面，铁路工人的一排排住宿楼盖起来了，人们称这个罗姆赛区为“小俄罗斯”，而大学教师们住在城西他们的别墅里，在后园对面。19世纪剑桥人口增加了四倍，居民人数将近五万。很多人生活在中世纪的市中心，挤在小屈里街周围的胡同和院子里。营养不良、伤寒、卖淫司空见惯。全部废水都被排进了剑河。当维多利亚女王1868年访问剑桥从一座桥上下望时，水里漂浮的那许多纸片令她感到奇怪。“夫人，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休厄尔向她解释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是一座卫戍城市。护士们住进了学院里，战地医院设在板球场上。不久，礼拜堂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举行悲伤的追思祷告了。到1918年11月11日圣玛丽大教堂敲响宣告停战的钟声为止，仅剑桥就有2000名学生阵亡。20年代的情形，仿佛爱德华时代又回到了学院里，永远年轻、迷人的鲁珀特·布鲁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围聚在他周围，一个撑船比赛、五朔节集会和布鲁莱利口酒的世界。
两场大战之间的剑桥是一个快乐优雅和知识论争的地方，代表人物有伯特兰·罗素、梅纳德·凯恩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经济和自然科学发达，学生戏剧和道德科学俱乐部赫勒蒂克斯或所有俱乐部中最高档的使徒俱乐部等辩论协会也很兴旺。希特勒的上台让这些争论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弗吉尼亚·沃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及其朋友约翰·康福德就属于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的年轻的剑桥志愿者，书包里装着《资本论》。
1933年后，很多大学生和教师觉得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值得钦佩的选择。国王学院的院士、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甚至直到1990年都还是共产党员。不光是克格勃在剑桥知识分子的这个优秀环境里征召像基姆·菲尔比和安东尼·布兰特这样的名间谍。英国情报部门也在那里为它的布莱奇利公园里的密码破译小组找到了了不起的人才，首先是数学家艾伦·图林，他为破译德国国防军的恩尼格玛密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仅仅在1938/39年就有近四万犹太人逃亡到英国寻求避难。他们中有一位是来自蒂宾根的18岁的戈特弗里德·埃伦伯格，他以杰弗里·埃尔顿的名字在剑桥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都铎史历史学家之一。在希特勒时代，只有十分之一的避难申请者能被英国接受，这是限制性英国移民政策的结果。大学援助委员会是个于1933年开始工作的援助组织，当时，在它的帮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在剑桥找到了避难所，其中有维也纳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因为他的毕生事业，对血红蛋白的研究，佩鲁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约翰·肯德鲁一起荣获诺贝尔奖。
谁今天穿行在剑桥大学，几乎在所有的学院都能看到二战阵亡者纪念碑，单在彼得豪斯学院这样一所小学院里，纪念碑上就刻有60个名字，三一学院有389个。1945年后废除了在夜色降临后上街必须穿长袍的规定――大变化的一个小信号。学生人数剧增，从不足六千人(1938年)上升到一万二千(1984年)多。今天大学共有31所学院，约一万七千名学生。新建的学院里有些是纯粹的研究生院：达尔文学院、沃尔夫森学院、克莱尔学堂。大学大大超出了市中心。这一发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学图书馆，到20世纪末就在城西出现了一个新校园。自然科学在那里占主导地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959年夏天，剑桥举办了一场引起轰动、至今仍被援引的讲座，虽然讲座内容当时就不新鲜了：“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 C.P.斯诺，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和作家，他埋怨自然科学家缺乏文学教育，人文学者对热力学的第二原理一无所知。他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理论尤其在剑桥引起了盛怒。数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特兰·罗素，不正是最好的反证吗?当时的文学史泰斗、唐宁学院的一位F.R.利维斯教师成了斯诺最无情的对手。但他的辩论早就过时了。电脑技术和遗传技术代表着社会的重大变化，文化大官们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剑桥的思想精英比英国的其他思想精英更早地适应了这一发展，这不光是体现在创建丘吉尔学院一事上。19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院”之间的催化剂。剑桥以自然科学为主，但也没有丢弃它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传统优势。由工程系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学院，工学院。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都是那只将剑桥(和牛津)看作古老的教育精英遗物的高校政策。牛桥的目标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商人：撒切尔政府从萧伯纳的名言中得出了惨重教训。
大学也应该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引进了效率检查、产品证明，大幅度削减了政府补贴。人员众多的导师制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工党政府也对牛桥继续推行节约和惩罚方针。托尼·布莱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是牛津的毕业生，对将他们培养出来的这种大学精英原则结成了近似弑父的同盟。工党理论家们不是改进国家的教育制度，而只是非难私立学校的优势。尽管如此，相对于私立学校仍然比例过大的47%，剑桥大学在1999年还是成功地将国立学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执行一种尽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入学政策，坚持既促进机会均等又不放弃要求成绩优异的原则。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牛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辩护的“龙生龙凤生凤” 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对待现实问题，顽固得近乎游戏地展示他的高超技术，于1998年举办了剑桥大学抒情诗竞赛。为了赢得自18世纪以来颁发的、以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奖章，必须做诗两首：一首以“因特网搜索”为题材的古希腊语颂歌和一首论克隆技术的拉丁语诗歌。
剑桥大学的辍学率至今仍是全英国最低的(英国为1%，德国为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