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陈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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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陈其美

　　【生平概况】

　　1878年1月17日，出生于浙江吴兴，陈其美4岁随母识字，5岁能识字2000余，6岁入私塾。王一亭曾作画《英士群戏图》，题诗曰：“嬉游野烧已如炎，拊此方知智勇兼;迥异群儿能了了，养成大器不烦占。”以彰陈其美少年的聪惠，他读过七年私塾，15岁丧父。

　　1891年，陈其美去石门镇一家当铺做工十二年，在典当行业中陈其美饱受磨练也历练了自家的本领。正经辛丑之乱，陈对民族危机十分苦闷，受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陈其采的影响，放弃从商，意在寻找出路。

　　1903年春，陈其美辞去当铺的工作，离开石门来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做了两年佐理会计。

　　1906年夏，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徐锡麟、秋瑾、张静江、谭人凤、褚慧僧等大批反清志士，也结交了后来的中华民国元首蒋介石。冬，陈其美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他的政治活动。

　　1907年，陈其美改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同年，蒋介石到东京，入振武学校研习军事，由奉化盟兄周淡游介绍，认识了陈其美。不久两人成为至交，并义结金兰。陈其美介绍黄郛、蒋介石等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8年春，陈其美奉孙中山令从东京回到上海，利用上海水陆交通、电信、租界(享有治外法权)等有利条件，以上海作活动的根据地。陈其美性情豪放，善于组织，在同仁中以“四捷”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而著称。秋陈其美等人到汉口筹办《大陆新闻》，万事具备却因清吏的破坏而中止。陈其美在上海常出出没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交班结友以为反清力量，故人说他“多有党羽”; 同年加入上海青帮，并为帮会大头目。

　　1909年夏拟策动浙江起义，因被告密未成。后接办上海天宝客栈，作为江浙的革命机关，并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1911年7月参加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部长，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10月武昌起义后，发动上海商团、青帮及部分青年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在上海响应，11月3日在上海发动起义，起义队伍与驻杭州新军及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上海光复后，被推为沪军都督。旋发起组织江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

　　1912年1月14日为派系权力之争，令蒋介石派人刺杀在江浙一带影响较大的革命党人陶成章。袁世凯任总统后，为阻止其篡权，3月调任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部长，辞未到职，仍滞留上海。7月被解除沪军都督职。唐绍仪内阁倒台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提出诉诸武力，陈其美当时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二次革命”爆发，被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1月失败后赴日本，坚决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被推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2月回国在上海参加策动讨袁，主持上海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负责主持长江下游的军事行动。12月与杨虎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别派人进攻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因袁军反扑后援无济而失败。云南蔡锷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军起，受聘为云南都督府顾问。组织东南各地的反袁军事行动。继续在江浙一带策动反袁军事行动，屡次起事均遭失败，益遭袁世凯忌恨。

　　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收买的张宗昌派人暗杀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之内，年仅38岁。

　　【传奇人生】

　　1916年5月8日，陈其美(字英士)在上海被袁世凯的刺客所杀。孙中山扶尸痛哭，悲伤至极，5月20日他在给黄兴的信中说：”英士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4天后他在给日本友人田中义一的信中也说“陈其美君在沪尽瘁国事，虽经几番顿挫，但该君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并亲撰祭文，誉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湖州碧浪湖畔至今还有孙中山亲笔题写的墓碑，以及“成仁取义”、“气壮山河”等坊表，评价之高、痛惜之情都前所未有。从1906年加入同盟会，到1916年被刺身亡，陈其美的政治生涯不足十年，却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1927年由他介绍参加同盟会的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他当年沪军都督府的部下有不少身居要职，他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四大豪门家族之一，他因此而身价百倍，名声之显赫几乎盖过了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

　　头角初露

　　陈其美，字英士，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15岁丧父，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一共当了12年多的学徒，27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1906年春他29岁那年才在弟弟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两年他先后学习过警察、法律和军事学。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并介绍同乡黄郛、蒋介石等入会。和同时代的浙江籍革命党人相比，他出道较晚，与光复会也毫无渊源。那个时候的他并不出色，直到回国时仍是默默无闻，在孙中山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他之崭露头角是在1908年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1907年徐锡麟、秋瑾被杀害后，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孙中山正面临危机，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从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困境下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因此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注意。

　　他在上海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多有党羽”：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哈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了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使同盟会在上海有了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他还先后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又协助于右任创办著名的《民立报》(于右任在陈殉难后写下《哀社之友》一诗，有“霸气江东久零落，英雄事业自堂堂”的句子)。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因为他在上海有社会基础，熟悉情况，又是杨谱生的亲戚，就委托他为庶务，主持日常工作。

　　这是陈其美崛起上海之初，孙中山说他“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抢任沪督

　　陈其美自称书生(“其美一书生耳”)，却行动果断、敏捷，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武昌一声枪响，不久上海也宣告独立，后来的史书往往归功于陈其美，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当时响应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实际上，当时李燮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燮和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以教书为业，在华侨中威望很高。陶成章重组光复会，曾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成为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陈其美已和他约好共同起事，但陈以为上海可以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

　　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外，其余多数是上海 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未及开战，陈其美即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全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亦有记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会推举上海都督，大家几乎一致推李燮和，连李平书也表示赞成。“但陈其美利用其青帮弟兄，哄堂鼓噪，大闹会场，反对李燮和”，为了顾全大局，李“力示谦逊”，陈其美就这样被举为都督(也有说李燮和因为疲劳睡着了，等他醒来陈其美已是都督，推举都督的大会没有一个光复会成员参加)。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原来他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果然不虚。

　　李燮和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有一天，李燮和在吴淞车站前往上海，陈其美曾派人前去刺杀，但没有成功，只击毙了李的卫兵。李最后被迫离开上海，陈终于独享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那时的上海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陈其美也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被称为“杨梅都督”。然而在列、中山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只有沪军都督府是全力支持他的，他成为孙中山得心应手的骨干。所以孙中山说他“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陈的参谋部长黄郛与都督府许多中层干部后来都是民国政局中的要人，如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张群、陈果夫等，沪军都督府也可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滥觞。

　　讨袁失败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陈其美也辞去沪军都督，但他没有去北京就任工商总长。直到1912年秋天，他才与黄兴继孙中山之后进京。孙中山曾乐观地向袁世凯建议，请袁练兵十年，自己修铁路十年，黄兴开矿十年，陈其美兴工商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孙被委任为全国铁路督办，黄为矿务总办。据英国外交官的报告说陈“将被派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袁曾经要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之资，劝他勿问国事，遭到他的拒绝。不久，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中山提出诉诸武力，陈其美当时是支持黄兴“法律解决”主张的。“二次革命”无可挽回地迅速归于失败，他也成为“宁沪之乱”“首魁”之一，袁世凯出五万元的赏格缉拿他。1913年11月，陈其美被迫亡命日本。这时候他却指责黄兴——“南京是黄留守旧地，讨袁军系黄之旧部，不战而溃，弃地而走，黄兴不能辞其责!”他那封著名的长信总结教训追究责任，最后塑造出一个一贯正确、凡事正确的孙中山形象，无疑他是神化孙中山的始作俑者。也难怪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要全文附录。

　　参创新党

　　孙中山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

　　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的一整套就是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并且得到孙的同意的。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要负连带责任。仅从内部组织上看，这个中华革命党更像一个帮会式的组织，而不像是革命的政党。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他们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尤其不满。实际上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低潮，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败笔。在接下来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已不再是主角。

　　洪宪帝制呼之欲出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笔。袁世凯对爱将被杀耿耿于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临死前不久，还重金收买刺客将陈其美刺死。陈虽然用帮会的极刑约束部下，但最后还是死在两个叛徒(程国瑞、李海秋)的手里，年仅40岁。在赏金面前，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死后半个月，袁世凯也呜呼哀哉了。

　　杀害志士

　　1、枪杀 陶骏葆

　　除了派人行刺曾救过其命的李燮和未遂外，陈其美的另一桩残害革命党人的暴行，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攻克南京后十天，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内下令枪杀了参与攻克南京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当时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反剪双手，并用布包其面，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他杀害。陶骏葆遇害后，他的哥哥陶逊为此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为什么“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地谴责陈其美如此“刀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引《民国经世文编》中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致陈其美的三个文件，都是谴责他滥施逮捕、无法无天的行径。由此可见，在陈其美这个革命党人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权、法治的观念。

　　2、暗杀陶成章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幼年之时就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受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他负责光复会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陶成章对鲁迅(光复会成员)十分信赖，常到鲁迅寓所谈论革命，兴起时往往口讲手划、眉飞色舞，告诉鲁迅什么地方不久就要“动”起来，什么地方已经“动”起来。由于多年不辞劳苦奔走革命、多次或策划组织武装起义，陶成章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影响。

　　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悉心转谋浙江都督一职。其时，在革命党内许多人并不信服陈其美，大家有意让陶成章主事浙江。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1908年春蒋介石东渡日本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 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蒋介石睁开眼，却意外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听见有人呼唤便拉开门，然后随着一声枪响凄然倒地。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 1000元缉拿凶手。不多日，王竹卿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被刺身亡

　　陈其美数次起兵讨袁，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先派人给陈其美送去70万元，让陈出洋游历，并威胁说，否则就用这笔钱作经费，买通刺客对他下手。陈其美听说后哈哈大笑，予以拒绝。

　　袁世凯于是命令驻军上海的张宗昌负责刺杀陈其美。两次刺杀陈其美失败后，袁世凯派他的贴身卫士袁继良带着一个名叫李海秋的人来到上海。

　　当时，中华革命党经费极缺，陈其美整天为此事发愁。李海秋开设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扬言购买日本机械，需要向日本银行贷款，想请陈其美做中间介绍人，贷款100万元，可得百分之三十的回扣，陈当即答应。1916年5月18日下午，李海秋带领同伙程国瑞来到陈宅“谈生意”(按：陈其美遇刺缘由和情形，另有说法，参见“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载于边芸编著：《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借机刺杀了陈其美。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遇刺的消息，马上赶来抚尸痛哭。孙中山刚由日本回国，也立即赶来，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陈其美死后，海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的唁电、祭文、挽联、挽额络绎不绝。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18日，举行了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来发表演说：“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

　　【查禁假钞】

　　民国初年陈其美在上海查禁假钞

　　方一戈(文)

　　1912年6月11日那天，《申报》、《时报》、《新闻报》、《民立报》等上海知名大报，都在当天显著版面，刊布了一则由沪军都督陈其美(即陈英士)签署的军政府公告。该公告称：军政府业已饬令(上海)中华银行，自即日起，全数收回其之前发行的所有“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纸币，简称“军钞”);凡军民人等持有“军钞”者，“皆可在中华银行办公时间，前赴兑换现洋，该行当依照各国银行兑现办法，决无留难之理”。

　　此公告一出，原先流言纷飞、人心疑惶的上海金融市面，很快风波平息，工商百业的经营交易也日趋稳定。事实上，之前，申城坊间有关“军钞”的种种“马路传闻”，原本就不尽是空穴来风——军政府的那则公告，确乎事出有因，其背后牵涉到一宗非同小可的“假军钞”案，当时人们鲜有知悉内情的;而这宗假钞大案的破获，居然又与陈其美的故里浙江湖州，有着直接联系。

　　事情需要从1911年11月3日的上海“辛亥光复”说起。

　　当时，随着黄浦江畔那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吼弹鸣逐渐停歇，上海这座被孙中山称作神州“东南锁钥”的大都会，“全境扯弃清朝龙旗，宣告独立”，开启了它“呼应武昌首义、共奠民国之基”的崭新一页。起义的革命党人公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主掌上海军政府。

　　新生的共和政权成立伊始，即面临极度沉重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大力扩充民军，支援长江沿线诸省的“光复”并筹备北伐;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本埠的经济、民生，确保社会秩序安定——名目浩繁的经费需求，潮水般地压向军政府，仅军饷一项，就得“每日应付三万元(现洋)”。可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驻沪领事团)的蓄意阻梗，上海海关(旧称“江海关”)的日常关税以及大清银行滞留在沪的巨额资本银，均被强行截扣于英美租界，军政府一时难以追缴征用，致使财政来源几近匮竭，开支却与日俱增，资金的窘迫愈益严峻。

　　所幸申城各界热切拥戴共和，市民自发的捐款助饷，源源不绝;众多工商士绅也争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一定程度纾缓了军政府的财政危机。资深金融家沈缦云(时任军政府财政总长)向陈其美建议：应当在积极“振兴实业、广拓财源”的同时，再设法聚合民间资金，创办一家“由军政府担保并委派监理”的股份制华商银行，以发行短期“军用钞票”的方式，来“流通泉货，周转头寸，酌济盈虚，应对当前之急需”。陈其美批准了沈的建议，这家银行就定名为“中华银行”。随即，军政府在报端披露了“筹立中华银行”的计划，全文公布该银行的《招募股本简章》。

　　同年11月21日，“中华银行”在上海南市开业。当天，冠名为“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的纸币正式面世，进入金融流通，可以在申城的所有华商银行间自由兑付。此种军钞，共有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分为海蓝、赤褐、橙黄、石青四个不同币色，以示区别。军钞的正面，除了印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吉日(发行)”和“上海通用，只认票不认人”的字样，还盖着“沪军都督”与“财政总长”两方鲜红大印。

　　然而，军钞顺利流通数个月后，翌年春末，上海市面上突然发现有伪造的“军钞”在“欺罔耳目，到处混用，滋歹渔利”。这不免引起人们的惊疑和恐慌，各种流言开始不胫而走，军钞的信用动摇，流通“顿陷阻遏”。陈其美接到报告。事关重大，他立刻指示军政府财政司会同治安机构，对“假军钞”的来历展开侦查。由于作案者十分狡猾，形迹诡秘，侦查线索迷茫。

　　就在这当口，一件来自湖州军政分府的紧急密函，送到了陈其美的案头。原来，上海的“假军钞”竟已扩散到了浙江地面。5月21日，一个名叫陈燮三的男子，在湖州以大笔假钞购货，被商号识破，当场扭执报官。据该男交代，他系受人指使，潜来湖州“混用”假钞，已陆续流出一千多元;之前，则与同伙在上海多处作案，经手“混用”假钞逾二十万。而他们那帮团伙的主谋，便是隐居于沪东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当时属英租界区)钱业会馆对门2007号的陈少春。

　　这件密函于6月2日清早送达，对于陈其美，实在是来得太及时了!他当即命令军政府的侦缉科员，将案情火速通知“汇司捕房”(英租界所设的沪东警务点)，要求对方派人(俗称“西探”)，一同前往铁马路捉拿陈少春。凑巧的是，中西侦探一行，半道上恰好与陈少春迎面相遇，逮了个正着。众人来到陈宅，正欲实施搜查，神色阴森的陈少春却掏出一本外国护照，声称自己已入籍英国，依照租界规矩，“非经英领事签字认可，华探不能搜问”。几个西探见情，立马改变态度，主张推延搜查并带走陈少春。军政府的侦缉科员也只得暂且退出陈宅，先去交涉“领事签字”——当天，又凑巧是星期日，驻沪领事团无人办公。转天，待侦缉科员们拿到“签字”、再度进入陈少春住处，哪里还搜得到一星半点“假军钞”的赃迹?

　　陈其美对此的反应相当果决。他一边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严正照会“会审公廨”(租界审判机关——作者注)：强烈要求会审官“迅将陈少春传案讯明，追惩罪责”，如需陈燮三到堂对质，军政府将随时派员去湖州押来;一边，又指令财政司督促各华商银行“整顿军钞使用”，凡有零散假钞流回银行，一律加盖“伪票”的印戳给予销废，以防再次流入市面。几天后，鉴于市面上“人心扰动，纷纷兑现，而伪票仍未绝迹”，陈其美拍板：干脆将中华银行已经发行入市的所有“军钞”，全数收兑，停止流通，以“彻底断绝假钞之贻害”。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则6月11日的上海军政府公告。

　　民国元年，陈其美在申城禁治“假军钞”，整个事件从风起青萍到基本平息，前后大约一个多月时间。由于陈的当机立断、雷厉风行，一场极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进而祸殃民众、危及社会稳定、毁损新生共和政权公信力的“假钞”风波，得以及时、快速、有效地消弭。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位辛亥元勋的非凡识见与才干，诚无愧孙中山对他的评誉：“任事勇锐”，“乃吾党(国民党)健者”!此事件不久，神州风云变幻，窃国大盗袁世凯上台。当年8月，陈其美被迫辞去沪军都督职务，军政府也遭袁氏裁撤;先前那两个被抓获的假钞案犯，最终如何处置了，自亦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初，那些假军钞绝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刚刚“光复”的上海。而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上的此番“禁假”史实，之后似乎鲜有人提及，本文就算是为他作一笔简略的追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