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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家
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及投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榕
短期内分析师收入很难上升
本报调查显示,近7成分析师去年至今年收入未涨甚至反跌,洪榕分析道,这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当下股市低迷,没有较大行情,导致需求减少。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使用互联网化,信息传播速度快,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又不理想,造成分析师的价值难以体现。
他估计,鉴于行业正处于萎缩阶段,未来的短时期内,分析师的收入很难上升。“在牛市时期成本提升得太高,有些分析师年薪甚至高达百万,如今肯定会收缩。”
对于普通分析师到明星分析师的晋升通道,洪榕表示,一个企业里,真正的明星分析师不到百分之十。一般能成为明星分析师,存在几方面因素:一是确实出过 优质的报告,受到股民推崇;二是媒体出镜率高,演讲时逻辑关系较好;三是所出的报告恰好推到某些牛股;四是连续位列分析师排名的前列。
洪榕表示,这个晋升过程是相当透明公平的,“对分析师来说,实力是硬道理,拼关系拼背景的情况较少,也很少出现偶像型的分析师。水平不高很难推上去,因为别人会咨询,推哪个股票,理由是什么?一旦说得与事实不符,立马就露馅了。”
行业竞争愈发激烈职业压力将更大
打分制度使得分析师们压力巨大。洪榕表示,这样的绩效体系由市场化形成,是合理的:“报告优质、使用率高,从公司角度来说就认为你这个人水平高,有价 值。如果你写的报告总是不准确,或者别人用你的报告没有赚到钱,肯定会认为你的报告不好。一个优秀的分析师主要就是看客户的满意度。”
他表示,随着将来竞争愈演愈烈,分析师的压力会更加大。但他强调,大部分分析师从事这个行业都是出于爱好,本身就愿意去研究,“总体来说,年轻人想进入投资领域,这行是最好的切入口。”
劳动法专家
全国律协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委员会委员李华平
智力成果难以用工作时间衡量
本报调查显示,近7成的分析师是加班族,其中五成属于“无偿加班”。对此,李华平向记者分析道,单纯从工作时间上看,并不能说明这种现象违反劳动法。
“对于分析师来说,最主要是看工作成果的完成,和普通劳动者有所区别,他们主要是智力成果,很难用工作时间来衡量。”
对于那些隐性加班,李华平表示,要主张加班费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难被支持的。出于综合反映工作付出与所得的匹配,更多会通过其他方式体现,比如绩效考核、年度奖金。
此外,李华平还提到,对于一些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这两类人自身竞争能力比较强,在和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中,议价能力也较高,往往在每个月的薪酬中,就已经把可能存在的难以计算的加班费计算进去了。
可通过集体协商约定年终奖发放方式
年终奖拖欠也是常年困扰分析师的问题。李华平表示,年终奖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它的确定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公司和员工签的劳动合同,二是公司的规章制 度。劳动合同往往是抽象性的表述,不会把具体数字写进去,所以对年终奖的数额,员工没办法掌握,完全看老板心情。而年终奖的发放时间,则要看公司的规章制 度如何规定。
因此,这种现象是否违法劳动法,取决于双方约定。如果违反了约定,就违反劳动法,可以通过仲裁、诉讼去主张权益。如果没有违反约定,那么员工主张年终奖,胜诉可能性不大。
“总之,年终奖弹性较大,建议分析师在和公司订立合同过程中,就先具体明确考核到怎样程度,应该发放的数额是多少,也可以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把年终奖发放规则和比例数额制定个书面依据。”
高薪群体更需重视劳动合同规范订立
李华平告诉记者,金融分析师作为一个新兴职业,看上去光鲜,实际上背后也有许多艰辛。对分析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保障报酬和休息,“这个职业是个智力工 作,对精力、体力、智力的消耗很大,这方面应该通过合同行为,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来规范。个体维权难的情况下,尽可能要通过工会集体协商的方式去谈判。”
为何分析师这样的“金领”维权反而不易?李华平表示,劳动法保护的是最低劳动基准,工人由于自身文化程度、法律知识都比较低,属于绝对弱势,所以无论政府还是媒体,都会有所倾斜。
而分析师这个群体,本身智力和文化程度比较高,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很多问题没有明确或者明确了没有履行,他本人其实是知晓与认可的。等到离职时再主张异议,本身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他举例道,就拿加班工资来说,从司法的角度,本就不太赞同向这些高薪酬人员主张相关权益,因为司法认为,单位之所以给高额的薪水,就在于该员工可以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相对年轻的行业内部,应该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有竞争力的工作模式”,李华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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