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科学时报：“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这都是与中国科研教育软环境有关的问题。我1977年上大学，1982年到美国留学。到现在我都感谢邓小平，先让我有机会考大学，又开放国门，让我有机会到美国。今天，我一方面要在学术上继续出成绩，一方面对祖国的事关心到老、关心到死。今后，我会做更多的事情，推动祖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王小凡
2009年底，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致信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呼吁他们在中国发展进入快轨道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大声说话，“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
2010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专访。他说：“身在海外的科学家，更容易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提出客观、公正和有用的建议，推动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5年前，我们不能对国内的科研情况作太多评论，因为在有限的条件下，许多事情想改也不容易。但现在，中国正处在上升阶段，大家都在注视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这边也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但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科学界到底在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今天，中国正面临转型阶段，正在着力解答如何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依靠高科技带动生产力的科技强国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科学家的责任就非常大了。”王小凡说。
从对研究机构的评价、全国范围内研究生名额分配严重不合理、对学术带头人年龄“一刀切”，到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两驾马车”等，王小凡谈到了他所关注的问题。他说：“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中国的科学和高等教育在这方面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研究力量被分散
多次回国，王小凡发现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高校，研究人员或教授都会花很大的精力去申请经费。他曾经问一位教授：“现在国内投入的经费不是很多吗？”教授回答：“是啊，但每个项目分下来的资金就不多了，包括科技部的‘863’和‘973’大项目。”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这不仅是分散精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不利于鼓励科学家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作过一次调查，发现每位研究员每年的平均经费有190万元，这相当多了。但与此同时，平均每个人有7个项目，常常只有2～3年的期限。而在美国，大多数研究员每年有2到3个项目，经费时间为4～5年，这样就不用整天写申请、汇报了。国内的科研人员实际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经费申请和项目汇报上，反而无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科研。作基础研究必须要静下心来，系统和深入地研究某一个或少数几个重要题目。所以国家在科研基金管理上应该增加重大项目的资助强度和时间期限。”
“还有，比如科技部的‘973’计划项目，初衷是鼓励研究中的竞争和合作，但在运作上，有些项目变成许多人拉在一起分钱，有时一个项目下有十几个研究组。出现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在一些项目中大家表面上是合作，但并没有真正有机地组合起来。不同的研究组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做自己的事情，通过纸面上的联合来争取经费，却没有真正通过合作更深入地了解科学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害怕竞争，有时不同的研究组会通过联合申请经费的方式来回避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会有真正互补形式的合作。无论是哪个原因，这都变成了变相分钱，而且分到每个研究组的钱也就不多了。据我所了解，科技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而且会在近一两年采取措施防止此类现象发生。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开展了对于有别于面上项目的重点项目的支持。这都会有利于科学家们静下心来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他认为，影响研究力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全国范围内研究生名额分配的严重不合理：“国内研究生的总数相当大，但同时存在着大量的人才浪费问题，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主要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研的主要力量，国家也投放了大笔科研资金，但这些地方研究生的数目都非常有限，缺乏足够的研究生。”
研究生总数越来越多，已成为世界第一，但教授们又抱怨学生不够，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我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现实情况是，学生招来后，名额分配却非常不合理，国家科研主力的地方没有增加学生，而有些研究条件不足或很差的地方，却有不少研究生。我听说国内某位教授有50多个研究生，这样做完全是误人子弟。我们在美国做教授，最气愤的就是学生被某个教授放羊了——你毁了别人的一生啊，而且国内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另一个问题是对研究生的管理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在上海某研究所进行评估的一次经历，让王小凡感触良多。一位研究员的科研水平不怎么样，但学生却不少，评审时评委们互相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是你的孩子在这个研究所，你是否愿意让他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人都说：“不。”“那么，我们也应该对别人的孩子负责任。所以，我们对所领导建议，像这样的人应该限制他招收研究生。”王小凡说。
他建议，从全国研究生的招收、管理到名额分配等各方面，都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