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学生的微博，尹鸿发现自己竟然有1/3的内容看不懂，“都是中文表达且每一个字都认识，就是理解不了。”为此，这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不得不向这些年轻的“微作者”逐一请教。
不请教则已，请教之后，尹鸿更加惊讶，这些书写着自己难以理解的文本的孩子竟有一套自己的词语体系。在向尹鸿解释的过程中，这些学生娓娓道来每个词的出处，这个“orz”来源于哪里、是什么意思，那个“萌”又是对应着哪个动漫里的哪个人物。
这些被称为“火星文”的新鲜词语为青年人所喜闻乐见，但对于年龄与尹鸿相仿的大学教授们而言却十分费解。在近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的“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些学者毫不讳言自己对这些“非主流”的反感和难以接受。
与主流文化相对应，青年亚文化早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青年亚文化似乎在微博、社交网站这些新媒体上找到了更好的“归宿”。
所有高校教师和管理者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尽管青年亚文化在网络上最为活跃，但它也实实在在影响着真实的生活，给大学教育和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不少学生成天趴在电子媒介上面，足不出户，这让尹鸿等教授很头疼，“几乎所有老师都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怎么不读书，你们为什么读书那么少，这样你们怎么能成为我合格的硕士、博士，但学生还是不读。”
青年亚文化挑战大学课堂和老师
作为直接面向学生授课的高校教师，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刘莉在上课过程中就遭遇过青年亚文化带来的窘境。
在中国文学课上，学生对传统教材上的内容并不感冒，而当教师在课堂上提及一段“当代流行文化”，学生就来了兴趣。刘莉发现，同样是对辛亥革命的描述，照本宣科大谈学术研究没人理睬，而一谈起电影《十月围城》中的经典段落，课堂气氛立马活跃起来，学生还会改编电影台词，并在课堂上念出来，迅速引发课堂热议。
刘莉不知道自己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视角来对待这种所谓的青年亚文化。她陷入了一种尴尬：选择“引导”，学生必定不感兴趣，会在教学评估时给自己打出低分；选择不“引导”，顺着学生的思路讲，又怕个别学生背后告状。这就好比对青菜加萝卜的选择。老师觉得萝卜有营养，学生应该多吃；学生却更喜欢青菜。
这种矛盾让不少高校教师深有感触，但要找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似乎并不容易。
在尹鸿看来，只有先搞清楚青年亚文化如何生成，才能找到应对方法。他认为，文化冲突折射出来的是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管理者与积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年轻人之间沟通的缺乏，而青年人之所以选择微博等新媒体传播方式，也是他们对于主流文化的一种逃离，释放，乃至反抗。
在这一逃离过程中，教育的功利化难辞其咎。尹鸿认为，中国的不少家长和教师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上补习班，学习奥数、做体艺特长生，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一切手段取得优异的成绩，却不允许孩子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如此压制青少年个人的创造热情和欲望，只会导致亚文化在青年人当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