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举国同庆。对于建党那些事，你知道多少?跟出国留学网一起来看看吧!
你所不知道的建党那些事
7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时候，1921年7月23日，这天的《申报》在题为《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
环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间刚刚落成的小楼前，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长势正旺。
华灯初上，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路灯下那些匆匆闪进这幢石库门建筑的身影。
远东第一大城市渐渐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平常的夏夜，在这幢小楼中开始的一次会议，将深远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本印错封面的《共产党宣言》悄然问世 一个游荡于欧洲的“幽灵”来到古老中国
一本发黄的小册子，32开，56页，竖排。红色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书名为《共党产宣言》。
出版时间：“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译者：陈望道。
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最早的中文译本。
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终于来到东方的中国。
1848年，当远在英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中国的门户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已洞开。古老的帝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这本杂志，每期的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过200块大洋，却仿佛一道闪电，给沉闷的夜空带来了一声惊雷。在题为《敬告青年》的创刊词中，陈独秀充满激情地对中国青年提出六点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时年36岁的陈独秀，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而此前的1914年，借用家乡的独秀山作为笔名的陈独秀，在日本见到了小他10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陈李”相逢，为7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埋下了历史伏笔。
“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宣示一个古老民族的青春梦想。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北迁。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也就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著名的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现场聆听李大钊演讲的众多青年人中，就有时年25岁的毛泽东。21年后的几乎同一个季节，正是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一个崭新国度的诞生——而她的旗帜，一如李大钊所预言的一样。
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间发生深刻变动。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成为继知识分子之后，近代中国又一重要的社会力量。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列强把持下的所谓“和会”，不仅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将德国此前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空前的学潮，引发了一场漫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读者们很快发现，这时的《新青年》杂志，整本都在介绍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
“到了1920年，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6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那一时期，有多少觉醒的青年人像毛泽东一样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22岁的周恩来被捕。出狱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他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是年早春，应上海《星期评论》之约，留日归国的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里，开始翻译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译著——《共产党宣言》。
这个早到的春天，注定要为日后的中国留下一抹浓郁的春意。
也是在这个早春，为躲避军阀政府的迫害，出狱不久的陈独秀由京秘密转沪。在掩护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就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宜——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由此而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应该给新成立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李大钊回信：“叫共产党!”而今，在北京的一所俄式建筑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当时的通信，墨迹犹存。
这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发行，首印1000册，很快脱销。当时，“幽灵”被译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错印成了“共党产”。
1975年1月，84岁的陈望道应邀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参观，工作人员拿出几种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请他帮助鉴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红色封面的译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才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也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回忆：“因为首版的书名有误，这年9月，又加印了1000册，标题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蓝色。”
一批觉醒的种子悄然发芽 一个新型的政党呼之欲出
从彷徨呐喊，到觉醒探索，党的创建者们心中的梦想，像春草一样飞长。
1920年4月，几个俄国人悄然来到北京。然后，奔赴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和他的同伴。
就在维经斯基一行来华之前，重回上海的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已积极开展建党工作。7月，直皖大战爆发。由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军阀混战，把早已内忧外患的中国带进了无尽的深渊，也催生着中国进步力量的觉醒与成长。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这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两个月后的金秋十月，取名为“共产党小组”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宣布成立。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早在这年1月，在李大钊号召和组织下，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3月份，又成立了以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为成员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一南一北，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
1920年那个盛夏，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几经周折，远赴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直接接触联系——京沪两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给了毛泽东极大影响。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这年冬，毛泽东收到了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好友兼同学蔡和森寄来的一封长信：“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今天，在长沙新民学会旧址陈列室内，3本长约22厘米，宽约14厘米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静静地躺在玻璃橱窗里。蔡和森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寄出的，由于最初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信，9月16日又给毛泽东来信，并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蔡和森之女蔡妮老人曾回忆：“父亲的信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毛泽东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年冬，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上海，在北京，在长沙，在武汉，在广州，在济南，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一份译自1921年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俄文稿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发动工人、唤醒民众、积聚力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理论武装的新型政党，呼之欲出。
一座石库门见证了共商建党大业的日夜 一艘红船开启了“引领中国”的伟大航程
“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这样讲述。
此时的李达，刚刚接替李汉俊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而前一年的夏天，怀着“回国找寻同志来干社会革命”的理想，李达从日本回国，出任当年11月创刊的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的主编。
上海的邀请，引起各地党组织的响应。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去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当年的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后来回忆。
当年，长沙到上海只能取道武汉，转乘轮船。毛泽东和何叔衡历经辗转赶到上海时，是7月4日以后。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全部代表到达，已是当月的23日。原定于7月1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推迟到23日的晚上。
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上海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外，有来自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此时还在广州的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如今，望志路106号已改为兴业路76号。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方考证，确认了一大召开的日期，但对于党的纪念日，还是沿用了战争年代中央确定的“七一”的提法。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为什么会议选择在上海?
交通便利无疑是一个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因素是：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当时的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7.8%;第二，上海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上海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党的初创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南陈北李”又为何没有参会?
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所著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写道：陈独秀未出席一大，因为“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1953年，包惠僧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与陈独秀相似，当年担任北京八校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的李大钊，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便离开北京。
即使在军警势力有所顾忌的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一大会议同样一波三折。
参加一大的多位代表都曾回忆，当会议开到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
鉴于会场已经暴露，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会议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李达的儿子李心天曾介绍，董必武重访南湖烟雨楼旧踪时写下的诗句，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党纲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大会结束的时候，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呼喊：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中国。
嘉兴南湖的红船，开始引领中国革命的航程。
也许是一种巧合，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正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更为巧合的是，28年之后，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正是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便胸怀的理想。
世事艰辛——并不是每一位代表都迎来了那个光荣的日子。
长路漫漫——也不是每一位代表都始终坚守着最初的理想。
大浪淘沙，13位一大代表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有的始终站在革命的潮头，有的为革命捐躯疆场，有的落伍退却，有的走向反面，还有的沦为可耻的汉奸……人生的选择和命运的归宿，在历史风云的激荡中经受着考验，也接受着评判。
95年过去，当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夏季迎来她又一个生日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正在她的领航下，破浪向前。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所拥有的成员，已由最初的50多人壮大到8779.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