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有感,中国文化的重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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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有感——篇一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虽然，我对书中内容和书名的“不符”很不爽。这本2011年5月出版的书，收录的内容是作者1988到1991年讨论文化和思想的文字。我的不爽就是看书名以为是一本“系统”的书，打开一开，才知道是“片断”。还有一点不爽来自书的封面。

　　上面写着：断裂的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碎片化的时代，如何看清中国的未来。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为今天的中国找灵魂。我猜，这句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而非余英时所言。

　　这本书不难读。两个晚上的时间大概可以读完。

　　在《论文化超越》一文中，余说文化这个名词现在西方人用得很滥。黑社会或吸毒也可以被称为某种“文化”。余说西方如此，我倒觉得中国当下不也是如此吗?文化一词因其广泛的意义而被借用、滥用说明其价值存在。我在某地见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文化艺术一条街。这条街里除了有一家裱字画的和书法艺术沾边外，还有一家摄影机构，拍婚纱和写真。除这两家外，其它都是诸如衣服、餐饮、便利店等。

　　我以为，或者叫商业一条街比较妥当。但，为什么叫文化艺术一条街呢?发展经济搞商业，再正常不过了，但为什么会借用、滥用文化一词呢?当然，又或者某一天，文化这个词消失了，没人谈论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吧?

　　余说，例如经济生活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这种规律又达不到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准确性。这是因为经济生活免不得受其它领域的干扰。——这真是句不错的话。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之前浏览过一本叫《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书，还有汪丁丁的一本叫《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汪丁丁在书中谈论过为什么要讲经济学思想史。

　　我以为这或许是要求得到一种具有稳定性规律的思考吧。文化同样不具备物理规律那样高度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我记得和一些朋友聊天，我总是被他们耻笑。他们觉得文化很扯淡，说了半天，他们觉得你什么也没说。没有一样是确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想，他们可能是学物理的。

　　本文中，余还谈到，在各个思想学术的领域内，我们都可以找到“决定论”，但是现代的各种“决定论”又不是任意的，它们背后有几十个共同的“基本假定”。大致来说，有些“假定”包括：物质决定精神，有形决定无形，具体的决定抽象的，粗糙的决定精致的，下层的决定上层的，卑微的决定高贵的，深层的决定表面的，等等。

　　我对这段话不理解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下层的决定上层的，二是卑微的决定高贵的。或者我还可以瞎加上几条：老板决定员工、有钱的决定没钱的、政府决定人民、地产商决定拆迁户、野蛮的决定文明的、狠毒的决定善良的。加完一看，似乎并不在同一个范围内。既然加了，就留着吧。我的这些想法，或许都来自平时所说得，类似发展才是硬道理、有钱才是硬道理吧。

　　在《民主与文化重建》一篇中，余说，民主一词，希腊原始的含义，“民主”不过是许多政治形式之一，而且当时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评价中，“民主”还不是品质较高的一种政体。……所以伯力克里在以后的雅典“民主”竟然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了。苏格拉底便是在这种情形下被群众判处死刑的。柏拉图终身反对这种暴民式的“民主”，不是没有理由的。余还说，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民主人格和修养，美国的民主建国会进行得那样顺利。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想过华文的发展。那个时候有些苦恼。和钝刀的一些想法也相左。偶然的机会，我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时的华文玩过几次举手的民主游戏。

　　看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才略有所悟。民主在美国是有困境的，为民主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在林达和刘瑜的一些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除余英时所谈的内容外，我想美国的民主还不能忽略历史的契机和美国的地理位置，当然还应该包括一批具有民主人格和修养的英国贵族。

　　余说，反观中国，民主的唯一精神凭借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但不幸“五四”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由于外患的凌逼，“五四”很快地从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了。——人们忙着救亡去了。

　　文中还谈到——布鲁姆断定，思想界的不健康已严重损害了美国民主的运作：自由变成了放纵，容忍变成了不讲是非，民主的多数原则变成了徇众随俗。……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这些看法，也使我惊觉。如此说来，我们面对的“民主”不过是个早产儿。它远远没有孕育成熟呢。从“五四”到现在，民主不过是口号。像文化被滥用一样，或许民主也不过是及时的充当了一回替死鬼吧。

　　在《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一文中，我突然想到了胡兰成。我记得胡好像是赞成殖民统治的。他在《山河岁月》一书中，好像提到过，对于侵华的日本，自然会不战自胜。其原因可能是胡相信中国文化。相信文明必定同化野蛮吧?

　　我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深表怀疑。从近几年收到的一些邮件，QQ群的消息等可见，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

　　在本文中，余说到陆象山、朱熹、曾国藩、阮元、张之洞等人很重视教育。中国人宁愿以老师而非官吏的身份出现。常听到有人说，“好为人师”，这句话，或多为贬义。现在想来，这种说法或许是由对西方文化的浅显理解和厌弃中国传统文化有联系吧。

　　在《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一文中，余说，因为我国现代是整个天地崩塌了，西方则是上帝死亡了。这样的危机不可谓不大。

　　我在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了解了一点“礼坏乐崩”的知识。余用天地崩塌似乎和礼坏乐崩意义不同。礼坏乐崩我以为会有复古的嫌疑。即便，整个意义的延伸已经和当时的事实相去甚远。

　　余还说，今天，集体的危机过去了，个体的危机比“五四”浅析还为严重，自我的失落是大陆青年一代的普遍现象。……在过去一百年里，最广为人用的集体性的意义符号，如革命、爱国、人民，但现在已不起作用。

　　这些话的启发，让我联想到“娱乐至死”。在一个群体中，不娱乐，会很难融入。一句话，你这个人不好玩，没意思。就能把你拒之门外。我不反对娱乐，但反对娱乐至死。“反者道之动”按照冯友兰的意思，通俗解释就是物极必反。娱乐至死走向极端了，也就会出现另外一面。全民娱乐本身就不是一种多元的，健康的，丰富的人生信条。若疯狂娱乐之后，或有一丝空虚，在这一丝空虚之下，寻找补充是必须的。若还以娱乐来填补娱乐带来的空虚，怕是会形成恶性循环。

　　书中无疑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读这本书，只是想解决我生活在当下的一些苦恼。虽然未必有用，但启发还是很多的。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有感——篇二

　　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在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余英时

　　文化具有超越的力量——余英时先生在《论文化超越》里，鲜明的提出了这个观点。对于“文化”这个概念，我之前的认识就是处于“碎片化”，读了余英时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对文化的认识倒不敢说有了比较“深”一点的认识，但是我隐约的读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文化成为今日中国之危机，知识分子当有该负之责任!

　　尤其是在第一篇论述《论文化超越》里，先生从这样几个角度，较“通俗”地给予了我这样的认识。

　　首先，现代“决定论”挟着科学的权威侵入了通俗思想，，使文化的超越在近代特别受到普遍的怀疑，中国自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又加之现代“决定论”意识的泛滥，使得现代一般人对宗教和一切其他的精神力量都看得很淡，而对于具体而有形的东西则加以重视，例如钱或势。

　　另一方面，“决定论”受宠的缘由作者从心理学上给出了解释，那就是现代社会“个人完全没有安全感”。

　　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连物理学家都渴望“肯定宇宙具有普遍而永恒的规律性。”但是历史发展真的是由经济原因单独决定的吗?作者引用二战后受斯大林个人的扩张野心而在东欧出现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决定着中国人非依照苏联方式组织国家”，分析到最后，皆不得不归结于文化思想的力量。

　　从而，让我豁然，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是无法否认的，美国这个当代最现代的国家，国立精神乃是宗教——清教。“反堕胎”问题正说明美国的宗教力量决定着政治方向。

　　其次，中国文化自我超越能力何以迷失?源自对西方文化思想学习的态度和方式。

　　第一，对西方的学习源自于“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机关枪对打”，让中国人“站住了”，却毫无遗漏的向我们暴漏了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主要还是停留在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借。余先生说，如果不具备“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科学是不会在中国生根的。

　　第二，随着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人由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稍后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遂开始“变法”，这就逼出了“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

　　乃至自“五四”后，中国人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为其前提。

　　“五四”以后，虽然有人为中国传统辩护，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大都嗤之以鼻，不加理会。当然不能仅仅责备中国知识分子的肤浅，因为近百年来大环境也不容许他们“沉潜下来”。

　　最后，作者从今天中国文化的问题正面论述：今天中国的危机毋宁是文化危机。从客观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把过去的文化积存几乎糟蹋光了。

　　尽管中国人在近百年中前仆后继的进行保卫国家和革命的事业，主要是凭借民族文化的力量，即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可抹杀(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而运动群众者，乃那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是也)。但是从五十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遭受到了从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早已荡然无存了。

　　从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从而把“新名教”和“旧名教”混为一谈，不敢公开地反现实，而拉出中国文化和儒家传统来做替死鬼。余先生断言，如果今天的文化批判者的主观愿望竟能实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再一次出现“以暴易暴”的局面!

　　因此，在文化成为中国之问题时，知识分子当肩负责任。那就是当“立言”于“责任伦理”之上，切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小心自己的“声势”被政治家们“坐享其成”。

　　保持知识分子的一份“清澈理性”，应从“无力感”中警醒、抽身出来，因为知识分子的“无力感”不仅加深了知识分子自身对“文化超越”的怀疑，更助长了“政治决定论”的普遍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当反思：怀疑一切，应先从怀疑自己立论的依据开始!

　　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有感——篇三

　　读罢余英时的《中国文化的重建》，最先浮上脑海的印象是上世纪 80年代初在大学读书时流行的一句话：破坏总比建设来得容易。如果隐去每篇文章的成文时间，真会以为是作者在“为今天的中国找灵魂”(书的封面广告语)而特开的药方。何以见得?有文为证。

　　“在一般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似乎存在着一种过分重视政治的倾向……即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最后必须诉诸政治。”而实际上，“文化、思想能够开创政治，而不是政治力量可以宰制文化和思想，北大便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民主的政治秩序已为我们所共同接受的大前提下，中国人似乎应该更进一步去想想：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政治秩序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条件?”(见《民主与文化重建》一文)

　　还有在《“创新”与“保守”》一文开篇即引述的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过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频繁被美国人所引用的那段名言：“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读着上述这些文字，你很难想到这本书其实是作者集结了在1988—1991这3年间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文章，距今已经又过去了20多年了。这种时空上的错觉，让人再次有感于“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历史某种程度上本来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今天的事情，或说是发生在今天的昨天的故事。那么，这本书主要说了什么?概括起来，主要说了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文化。作者“采用最普通的说法，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并且认为“一切民族都有大致相同的精神生活，但方式各有不同”，故“要强调一点是文化也有它相对独立的领域”。之前笔者曾以为“文化是人之成其为人的东西”，由此看来，倒也相去不远。

　　文化具有超越性。作者侧重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入手，阐析了文化超越于政治之上的本质属性，认为“政体只是躯壳，文化则以灵魂注入此躯壳”，“民主不能离开一般的文化基础而充分发挥其效能”，“思想的无形力量也会发生改变历史的巨大作用;人的自由选择比历史规律之说有时更能说明问题”。“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

　　作者以欧洲启蒙运动为例，认为正是由于启蒙精神基础的建立，才有 18世纪末叶的西方民主革命，断言“美法两大革命是启蒙思潮的结晶”。此外，作者还透过不同视角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100多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过分重视政治的成因，在深表理解和尊重的同时也直言剖析了“政治决定论”的危害。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走向。窃以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是本书最核心也是最具价值之所在，准确把握这100多年来中国文化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及其背后的原因，对于今天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看清中国的未来、找寻中国的灵魂”，会是一把密钥，至少在作者看来如此。

　　作者对此颇费了些笔墨，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过程、民主与文化的关系、现代儒学的困境及成因、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自我的失落与重建等不同角度加以阐析，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最近100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和断层，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性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是否还具有超越的能力产生动摇和怀疑直到持全盘否定之态度，是有一个过程的，也有其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以往中国虽多次为北方民族所征服，但文化上始终不失优势，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才使局面大变。先是发现科技不如西方，稍后发现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清末民初之际，进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于是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

　　其轨迹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从局部修改发展到全盘舍弃，对西方文化则从局部吸收发展到全盘拥抱。特别是自“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

　　在“救亡”与“启蒙”的问题上，作者也认同“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一说法，认为由于外患的凌逼，“五四”很快从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前赴后继的保卫国家和革命的事业中也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但由此也埋下了政治意识过分突出的后患。“五四”是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五四”在思想史上的主要成就在于为中国人确立了“民主”和“科学”两大价值。

　　作者从文化的角度，阐析了“五四”运动以来救亡图存主题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纯从历史角度客观说明，并无作价值判断。

　　作者认为，“‘五四’时代提倡‘科学’和‘民主’始终未曾超过喊口号的阶段，对于西方科学和民主背后的文化成分——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等，我们的知识几乎为零。后来中国知识分子转向西方的社会主义理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有几个人曾深探马克思主义的来源”。

　　作者由此断言：“所以我们对‘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大部分是中国旧观念的现代化装。”而今天的青年知识分子“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五四’先辈那样坚实”。

　　如何完成文化的超越进而重建中国文化。作者开出相关药方：

　　第一，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进行黑格尔所说的“抽象否定”即全盘否定，只有“具体否定”才能完成文化超越的任务，包括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和发挥中国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使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格局中翻出来进入一个崭新的现代阶段。

　　第二，必须尽快地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加以彻底改造，改变急功近利的过分注重效用的意识，培养一种“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

　　第三，文化建设是没有捷径的，提倡一种思想或改进一种文化都必须长期努力，这项工作不能由政治运动或文化政策来主导，而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沉潜研究，要在知识论上加强和补充。

　　第四，大陆如果恢复或重建中国的价值系统必须先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恢复民间社会的动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较独立的社会力量;二是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反传统的极端态度，并修正实证主义观点，否则便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

　　以上是对原书作者所开药方的概括归纳，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是笔者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提倡文化建设的当下，无疑能启发我们的思考，促使我们深入理解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何在以及如何继承等等不容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