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读后感《阿Q正传》读后感三篇

　　《阿Q正传》读后感一

　　提到阿Q，人们自然就想到鲁迅笔下那个无名无姓、先前比别人阔多了、头上长着癞疮疤、一不小心就被人“儿子打老子”的阿Q形象，可怜可悲，又可笑可叹。他高举的精神胜利法的旗帜也随着自身的不朽穿越了时空。

　　之所以再想到阿Q ，是因为近日给学生上课，讲到《阿Q正传(节选)》，无意中有了些许感触，遂觉得在当今的社会中，阿Q的精神依旧存在着普遍的现实意义。

　　在《阿Q正传》的第三章里头，说到阿Q的出名完全是拜未庄的赵太爷打的嘴巴所赐，才有幸声名远播，得意了好几年。请问赵太爷何许人也?未庄的地主权贵，未庄的土皇帝，换个说法就是赵太爷是未庄的名人，一言一行，自然就成为未庄看客们关注的焦点。

　　名人就是出了名的人，出了名就是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大众知晓了。今天赵太爷打人了，人们趋之若骛，谈论纷纷，那被打的人就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阿Q被关注，出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好像有的人被别人臭骂了一通，不仅没声名败坏，反而声名鹊起，事业蒸蒸日上。难怪人们常说到的，脸皮厚的人容易出名。他们就像一群跳蚤，在充斥着媒体的空间里上窜下跳，来打通一条通往名人的康庄大道。

　　但与阿Q不同的是，阿Q不是跳蚤，他不会主动去骚扰赵太爷，而他们作为跳蚤，就希望在名人身上咬上一口，这样名人一疼，一巴掌拍去，人们就知道了名人在拍打他这只跳蚤，于是就出名了，和阿Q殊途同归。想来在鲁迅的时代早就有人做过，否则就只能是鲁迅的先见之明，他在小说中说：“未庄通例，倘若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

　　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这便是他们的心理，他们走向理想的途径，从事着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事业，乘机发动毫无意义的论争，只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是存在的。可惜真正有涵养有学识者，比他们更懂更了解阿Q，缄口不谈，一笑了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批评，而不是无理取闹的指责和抨击，甚至包括有损人格的中伤。

　　余秋雨无疑是这几年最忙碌的人之一。从他的《借我一生》起，到他的《文化苦旅》，都出乎意料地给他带来了烦恼和困惑。而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风雨后，他依然坚定不移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依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余秋雨最为大家所认识的，莫过于他的散文，无论是《山居笔记》还是《文化苦旅》，都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散文的瑰宝和奇葩，有的学者称其为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但无论是瑰宝和奇葩，都难免存在或多或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文如其人之说，人无完人，何况文章乎?即便是人家有过什么过错，难道就可以老揪住人家的辫子不放么?若是这样，巴金的《随想录》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的人格也有问题;郭沫若的诗歌也没有价值了，因为他的人格也有问题。

　　对学术的评论要用学术的观点。潜伏的跳蚤们在有学者指出了不同看法后，或自己发现了什么他人的隐私，就纷纷的活跃起来，用心良苦，口诛笔伐，文坛似乎好不热闹，欣欣向荣，百家争鸣。其实他们并不能击中问题的要害，嚷嚷一通，见没有回应，有的像阿Q一样心满意足的得胜，继续努力，有的就偃旗息鼓，遛之大吉，有的变本加厉，造谣来侮辱诽谤他人。只要有人回应，那就大大的中计了。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批评，需要的是对中国的文学文化事业有积极意义的批评，需要的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相互的理解和鼓励，而不是文人相轻的职责和鄙视或哗众取宠。余秋雨在“秋雨时分”的栏目里曾将到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缺乏酒神精神，他以自己为例，说有人批评他的散文就是缺乏酒神精神，真是一针见血，他非常的赞同。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非要得到被批评者认同的批评才有意义有价值，我只是想说，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应该先屏弃时代的浮华，静下心来潜读和思考，少一些追名逐利，多一些心平气和，少一些妒忌，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剑拔弩张，多一些心灵沟通，这样，对中国的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才是有利的。个人主义的名和利，都终将为他人嗤之以鼻。

　　《阿Q正传》读后感二

　　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听别人讲到自己阅读，再到深入地去理解，我阅读了鲁迅的许多作品，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等。其中，我最喜欢，也令我受益最深的，就是那本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阿Q正传》。

　　鲁迅要帮阿Q写自传，可谁知，在写题目时，鲁迅就被难住了。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鲁迅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鲁迅却不可。

　　其次是“家传”，则鲁迅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鲁迅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阿Q的全名叫做阿Quei，鲁迅在帮他写自传时，因不知他的名字该怎样写，所以把他的名字写成了阿Q，其实，在写阿Q这个名字前，鲁迅还是研究过不少时间的。第一次，鲁迅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因为那时注音字母还未通行，鲁迅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

　　细读《阿Q正传》，让我感觉到这本书的写法是十分幽默的。阿Q总是在被人侮辱和打骂后，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慰自己。并在最短时间内，调整好情绪后，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可阿Q总能用自己的“超级”心态去面对，尽管活得贫困潦倒、整天被人欺侮，可是他还是活得那么满足，那么快乐!记得，《阿Q正传》中有那么一个片段，充分的表现的出了阿Q那‘无人能敌’的好心态。

　　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地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阿Q活得贫困潦倒，所以他身边一个女人也没有，看着那些有钱人家的大少爷身边有三妻四妾，更激起了阿Q想要拥有女人的欲望。阿Q对吴妈有非礼之心，可是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被闻声赶来的秀才举着大竹杠追着打。阿Q自然非常不爽，但是，很快，他就用自己的好心态调整好了情绪，并且安慰自己：“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是一个文盲，所以，直到最后他自己被杀头时，都不知道，当初，别人为什么要自己在一张写满字的纸上面画圆圈。我想，阿Q在被抓进监狱后，是肯定会感觉到不详的，可是，他还是那么乐观，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一个遭人陷害、即将要死的人了。直到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还感到十分羞愧，认为自己画得不圆。

　　阿Q很幸福，但是也很不幸。说他幸福，那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很乐观、很平常的心态，在那些令别人心神不定、辗转难眠的事情面前，他总能平静、乐观的去面对，把事情看得简单化，不让烦恼和困难围绕着自己。可又为什么说他是不幸的呢?因为他的乐观已经有些过头，反而变成了他致命的原因——盲目的乐观。阿Q是可悲的，因为，直到他被推上断头台，直到他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时，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送命的原因!

　《阿Q正传》读后感三

　　写下这条标题时，我差点以为我是在歌颂阿Q。伟大革命家、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著作《阿Q正传》也看了好几遍，越看就越发觉得阿Q这注定悲剧式的人物可怜可恨。

　　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阿Q正传》可堪称他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赖以谋生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阿Q正传》之所以使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鲁迅通过对阿Q形象的塑造概括了“精神胜利法”这一腐蚀整个中华民族的严重痼疾，鲁迅曾多次讲到他创作《阿Q正传》是为了通过对阿Q艺术形象的塑造，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来改造国民性。

　　《阿Q正传》在表述的层面上看是在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立传，其实是想通过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把他的影响和悲剧折射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暴露当时国民的弱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阿Q作为乡土人物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旧人物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阿Q自认为是个有过进城经历的人，但他仍“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 ‘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在阿Q看来，这些都是错的、可笑的。显然，在阿Q的对城里人的态度和看法中也显现了当时封闭保守的乡下人对热情奔放的城市人的感觉，他代表了乡土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批判、否定和拒斥，也表现了城乡之间对立、隔膜的社会病态。

　　像这样的阿Q，我想就算是在现代社会里，甚至在以后的社会里，都一直存在着。封建思想影响着我们两千多年，早已根深蒂固，哪里是现代这么短的一朝一夕能彻底消除的呢?现代的城乡经济差距、思想隔阂仍广泛存在不说;就如今科技发展如此迅猛，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下，未来的城乡隔阂就算不会随之越拉越大，也不会彻底破除。在乡下人看来，越来越开放的城市人是阿Q;在城市人看来，依然那么保守的乡下人，更是阿Q。

　　更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阿Q要心安理得地活着，精神胜利法便成了他唯一能自我保护的武器，同时也是很多人的自欺欺人的武器。精神胜利法使阿Q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一切现实中的侮辱和悲哀，是他能够安心逃避现实的桥梁，鲁迅先生就是通过对阿Q行状的具体描绘来表达他对这种国民劣根性的讽刺。阿Q的自尊到了自负自傲的地步，所有未庄人都不在他的眼里，总是那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当别人拿他头上的癞疮奚落他时，他便报复以“你还不配”，仿佛在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这样的行为，在现代也并不少见，人们总是喜欢以这样一种自我安慰式来说服和掩饰自己。当有人揪住他的黄辫子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他就承认是“打虫”。

　　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并由“第一个”联想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把自己与状元等同起来，从而蔑视对方;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就想着“告一状”，使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从而在精神上获胜，永远都能在遭受屈辱之后，千方百计把他认为最光荣或最权威的事物与自己挂上钩，从而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虚荣到只能在自我吹嘘中企图获得自尊心的满足，在幻想的王国中企图忘却现实的屈辱。

　　把别人的打当成是儿子的打，在自轻自贱中自欺自慰，来化解现实的侮辱和痛苦。以至于当阿Q死到临头时，竟还在为画不好一个圆圈而苦恼，然后再寻求在精神胜利法中释然，仍在飘飘然地做着精神胜利的妄想，仍然执迷不悟。作者就是这样以一种讽刺和幽默的手法和悲喜交融的形式，刻画出阿Q命运的悲剧，指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愚昧和荒唐，批判阿Q的精神弱点，尖锐地讽刺精神胜利法对人民的毒害，对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悲愤痛切，向黑暗的社会提出严正的抗议，从而引起人们疗救这一精神弱点的注意。

　　阿Q的自尊到了自负自傲的地步，所有未庄人都不在他的眼里，总是那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当别人拿他头上的癞疮奚落他时，他便报复以“你还不配”，仿佛在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这样的行为，在现代也并不少见，人们总是喜欢以这样一种自我安慰式来说服和掩饰自己。当有人揪住他的黄辫子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他就承认是“打虫”。

　　作者就是这样以一种讽刺和幽默的手法和悲喜交融的形式，刻画出阿Q命运的悲剧，指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愚昧和荒唐，批判阿Q的精神弱点，尖锐地讽刺精神胜利法对人民的毒害，对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悲愤痛切，向黑暗的社会提出严正的抗议，从而引起人们疗救这一精神弱点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