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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勤廉传家话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八月，福建省福宁知府李拔转任福州时，当地百姓拦轿不让他走，要求继续留任，而福州人民争着抢官，一时传出“两郡争守”(知府旧称郡守、太守)的佳话，福宁百姓还立“去思碑”来纪念其德政。
李拔(1713-1775年)，字清翘，号峨峰，四川省犍为县玉津人。年幼时家道中落，炊烟常断，其母周氏仍督促李拔读书不辍。为让李拔交得益友，周氏挑选街坊中品学兼优的学生与儿子会课，典当头戴的簪子以招待这些学友。在母亲的悉心培养下，李拔18岁考中秀才，其父教导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李拔因此取号“峨峰”自勉，且自书联语“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于书斋。
乾隆九年(1744年)，31岁的李拔乡试中举，开始他的宦海生涯，历任湖北长阳、钟祥、江夏等地知县。乾隆十六年(1751年)，李拔中进士，就地升任湖北衡州、永川、岳阳、汉阳府同知，后擢升宜昌知府。就在李拔欲在楚北大展身手之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月，朝廷一纸飞书，将李拔转迁福宁知府。时福宁刚由州升府，民生凋敝，诸多政务待举。李拔面对当地困顿的局面，下车伊始，即批阅文献，熟悉地情，亲临属县调研考察，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很快找出制约福宁发展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兴修水利，实施多种经营的理念。经他督促整修的就有霞浦、福鼎、福安、宁德等4县的塘堰99处，桥涵6座。他亲自参加霞浦长溪河三坝的整修，整治后“既可以杀水之势，又可以收水之用”，能够“蓄泄有方，旱潦无忧”。
鉴于福宁人多粮少，山地多水田少，耕种传统粮食作物收效甚微。李拔因地制宜，提出试种玉米，取得成效后全府广植，百姓称之为“李公麦”。福宁境内荒山多，滥伐林木严重，为此他自撰《请教民开山种树议》和《种树说》。提出“非时之斧斤宜禁，而荒山之地利宜开”和“官山许民认垦”，“有主之山，谕令广行种植，无许擅行砍伐”。鉴于本地农民不知养蚕、种棉，李拔特地从外地引进棉、桑种苗和蚕卵，亲自在府署后园分别试种、试养，获得成功后加以推广。
为兴教化，正民风，扬善抑恶、扬美抑丑、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好转。李拔一面警游惰、尚节俭、禁停棺、惩赌博、肃吏治，一面把重点放在办学上。他为府属近圣书院提供经费设备，修建寻乐亭，把自撰《寻孔颜乐趣说》和《辨志论》刻于壁上，公事之余与诸生讲论。对属县的教育事业也很重视，曾自撰《宁郡五县书院延师课士议》和福鼎、福安、宁德3县的《修学记》，还自撰《檄召郡县诸生会文序》等，以正学风。在对待地方文献方面，他亲力亲为，狠抓落实。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天，李拔通告纂修《福宁府志》，亲自撰写《征修福宁府及五县志事实序》等，全面发动修纂府、县志。李拔调任福州知府后，又把《福宁府志》书稿带到福州，在夜阑烛跋时仍不断笔耕，意倦神疲时也不辍笔，历时一年，《福宁府志》修成。转任福州不久，李拔还纂修了《福州府志·艺文志》。李拔为官期间勤于政务、卓有成效，深得朝廷信任，曾五次得到乾隆皇帝召见。乾隆四十年(1775年)，62岁的李拔因积劳过度溘然长逝于湖北分巡上荆州南道任上。李拔居官服政，以爱为心、以严为用、以勤为主、以俭为尚。李拔常言：“酷吏不可为，姑息亦养奸，苟不勤，恶能治，苟不俭，恶能廉。”
李拔墓碑对联“泽傅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富濂洛直探道统渊源”足以概括其一生。作为封建时代的四品官员，李拔辞世后竟然没有故居、没有像样的墓地、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的财产，留下的唯有他正直清廉的品格和族谱中“教家、训子、立志、励业”四篇家训。
“承家以子为重，养子以教为先”。在李拔的言传身教下，其长子李元模博学多才，下笔如流。李元模35岁考中进士，与其父李拔并称“父子进士李”。此后，他承父遗志，参与《犍为县志》的编撰，出任印清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把毕生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李元模一生清贫，立德树人，桃李满天下;以德为先，教子有方，其子李锦源、李宗濂先后高中进士，并入朝为官，造福一方。
“人生之初，仁义礼智，本所自有。教子当随其良知、良能而利导之……故为父师者，当冲幼时，教以日学数字……教令身体力行。”李拔撰写的《课儿随笔》《训子剩言》《教养迂说》等，相当于今天的德育教材丛书，警策学子，训示儿孙。自李拔始，犍为玉津李氏一族秉承“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培育出一代代的杰出后辈。据《犍为县志》载，有清一代，犍为共出了九个文进士，而李拔一家就占了四个，一时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