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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北宋名臣
读《宋史》中的范仲淹、包拯、赵抃、欧阳修传记,在为这些北宋名臣的品格和作为所感动的同时,也生发出一些感触。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潜心为民、清正廉洁、正道直行的情怀,值得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借鉴。
潜心为民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其精华之一。要做到爱天下苍生、爱黎民百姓,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古时官场上的窥觊私利之辈,往往是通过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自然与“仁者”无涉。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立身行事、从政为官,能以百姓和社稷利益为重,摒弃私情、秉公执政,正是以“仁者爱人”、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包拯生前就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连孩童、妇女都熟悉他的名字。《宋史·包拯传》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为百姓所称颂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崇敬。
赵抃与同时期的包拯齐名,也是小说、戏剧中清官廉吏形象的原型之一。史载,京师百姓称赵抃为“铁面御史”;他“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州)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他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可见其律己甚严、为民兴利。
欧阳修在《乞出表》中说:“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他在滁州任上,对政务实行“宽简”(宽容和简化)的政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声誉,只求把事情办好,因而颇受百姓称道。这也是欧阳修从政的风格。有人读他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处于不问政事的状态。其实不然,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是在“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中,感受到百姓安居乐业和“与民同乐”的满足。
在中国古代儒学传统中,“与民同乐”是士大夫追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和抱负。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所折射出的正是心系天下百姓。而赵抃每天晚上虔诚地向上天坦陈自己白天所作所为,亦是源自对社稷、百姓的敬畏。
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范仲淹等北宋名臣把社稷、百姓利益以及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才使他们对老百姓满怀深情,始终牵念他们、佑护他们、帮助他们。
清正廉洁
与历史上的众多清官廉吏一样,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即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范仲淹为官后,曾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媳妇便清简成婚。
历史上,由于戏剧、小说的传播,包拯已成为古代清官廉吏的代表人物。《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曾对子孙“约法三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据《宋史·赵抃传》载:“(赵抃)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赵抃在任成都知府时,一清如水。他养了一只鹤,常用鹤毛的洁白来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来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欧阳修在《廉耻说》中云:“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这是欧阳修为匡正时弊所发出的心声,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欧阳修从政时,操守自持,守廉明耻。他辗转各地为官,“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他曾告诫为官的侄子:“于官下宜守廉,不得买官下物”;“如有差使,尽力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要“守廉守贫,慎行刑”。
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史实,虽然只是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官生涯中的点滴,却展现了他们清正廉洁的情怀。他们生前身后能得到百姓爱戴和赞誉,也是历史对他们的最高褒奖。
正道直行
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做到潜心为民、清正廉洁、兴利除弊,也与其具有正道直行的品格密不可分。
范仲淹与晏殊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晏殊曾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举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然而,范仲淹刚进朝廷,就做了一件让晏殊担惊受怕的事——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此举悖逆皇帝事亲的仪规。然而,大臣们却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对此,范仲淹上书,直言此举不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范仲淹此举,令晏殊深为不安。晏殊指责范仲淹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对此,范仲淹不以为然。他给晏殊写信坦陈自己的心迹:我一直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行事,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故对皇帝的过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言直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因“忠直不挠”上书,而被贬黜。
其实,晏殊也是一代名臣。《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并不缺乏仁爱、清廉的品质,他对范仲淹亦十分钦佩,但他无法像范仲淹那样忠烈、刚正。
囿于官位得失,怕触犯权势,不敢秉持正义,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官员的通病。亦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说:“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而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开一代风气,正在于置个人名位安危于度外,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之辈作斗争。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在朝时,曾因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权奸作斗争,数次被朝廷贬黜。
对于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精神,时人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范仲淹)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佑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范仲淹明知上书进谏有危险,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展现了一种秉持正义、正道直行的无畏勇气。
欧阳修与范仲淹既是文友、同事,也是范仲淹的支持和追随者。《宋史·欧阳修传》载:“(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百官图”,揭发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压制贤才,却被吕夷简反咬一口,被诬为“朋党”而被贬黜。其时,欧阳修见义勇为,上书朝廷,为范仲淹辩诬,结果被贬谪夷陵、滁州。
包拯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已为人所熟知。《宋史·包拯传》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民)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为维护百姓利益,包拯敢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这也是他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赵抃,《宋史·赵抃传》称其“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可见其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公正严明。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一种充满温情、以惠爱为核心的品质。而这种温情和爱民之心,又是以维护天下百姓利益为对象的。这就决定了清官廉吏势必与贪官污吏产生矛盾,为其憎恶和阻挠。因此,要把对“仁者爱人”的追求变为社会政治现实,就必须破除施政中的阻力,勇于为民兴利除弊。
读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的传记,领略其生平和作为,发现他们对百姓、对下属、对有才学和有志节的人,总是那样宽厚仁慈、满腹柔情。而面对权奸之辈,他们又是铁骨铮铮,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静心思之,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清官廉吏所应具备的品质。
由此看来,执政为民谋福祉,不仅应有“仁者爱人”的情怀、清正廉洁的操守,还应有为维护百姓利益而正道直行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借鉴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民、清廉、刚正的精神,并以超越前贤的勇气,自觉践行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民兴利除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