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孟子谈廉政
《孟子·滕文公下》中，匡章问孟子：“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的回答十分耐人寻味：“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从匡章的描述中不难看出，陈仲子是一个“苦行僧”式的隐士：饿了三天之后，耳、双目都失去知觉，最后匍匐捡拾井上掉落的已被螬虫吃掉大半的李子，才得以恢复听觉和视觉。一个清贫如此的隐士，何以被孟子引以为巨擘，却称不上“廉”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反观陈仲子的行为操守。
据《孟子·滕文公下》所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可见陈仲子本是世家之子，其兄陈戴也身居高位，俸禄万钟。但由于认为兄长的俸禄得之不义，故而离乡避亲住在外地。陈仲子偶尔回乡探亲，留下一则逸闻。“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顣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有人送给仲子的兄长一只鹅，仲子认为这是不义之财，不能享受。随后，仲子的母亲杀了鹅给他吃，仲子本不知自己所吃之肉出自那只大鹅，但兄长的话提醒了他，所以他就把刚吃下去的鹅肉吐了出来。
孟子的疑问在于：“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母亲的食物不吃，却吃妻子做的;哥哥的房屋不住，却住在於陵。陈仲子又怎能分别所住的房屋，是像伯夷一样的廉洁之士所筑，还是像盗跖之流的强盗所搭建呢?所吃的粮食，又是什么样品格的人所种植的呢?也难怪孟子反问道：“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真像陈仲子那样做，只有把人变成蚯蚓，上食黄土下饮甘泉，才能够办到。
隐士之为，延伸到最后竟然只能跟蚯蚓相比，也难怪孟子无法称其廉了。后世学者如王充、全祖望等都对陈仲子抱过不平。但笔者看来，这是孟子的个人语言风格使然。朱熹引程颐之说评论道：“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这种“英气”使得孟子的表达或许稍显极端，但其表达的内容无疑与现实更贴近而富有人情味。孟子反对的是陈仲子无法落地生根，不容于常人之世的“廉”。
相反，孟子倡导的是一种不需要做作的“廉”。参考《孟子·离娄章句下》中所提到的“廉”，我们对于孟子心目中的“廉”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因堂之侧边有棱有角，方方正正，所以“廉”应该理解为一种“端正的操守”。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解道：“廉，有分辨，不苟取”。换言之，“廉”就是能分辨义与不义，不义之财不可妄取，除此之外，取之可也。由此可见，廉作为儒家提倡的美德，于否定之中有肯定，强调的是人在日常伦理中的主观能动性。
以此观之，陈仲子的做法也确实不是很正常。譬如其食鹅肉的故事就让人觉得大可不必：仲子不吃兄长收受的鹅肉，吐以明志，然却违背了为子之伦常。鹅肉对其兄长来说是不义之财，对仲子而言则未必。以此稍作延伸，若是仲子待鹅肉消化之后才知道所食是兄长受馈之鹅，他又能干出什么事情呢?人都是社会之人，若是循着仲子的做法做下去，也难怪孟子说只有如蚯蚓般“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才能成就其操守。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孟子为何对仲子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了。
反观《滕文公下》一章，孟子论述的主题是“政治”。儒家的政治素来强调礼制、规范，讲究通过合理的制度、规范的礼仪来治理天下。孟子对陈仲子的做作持批评态度，其背后正是儒家正统对合乎伦理的礼制的强调，对矫揉造作的行为的否定。正如赵岐在《孟子注疏》中所言：“圣人之道，亲亲善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浊，不可常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廉”的字意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但“廉”字于否定中有肯定的意思却一直保留下来。特别是“清廉”一词，更是成为了历代官员的基本道德要求之一：经济方面，官员要自身节俭、甘于清贫，但也要积极为人民谋求福祉;在司法上，明断是非，不畏权贵，但也要注重证据，详断案情，关怀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在道德操守上，高风亮节，出淤泥而不染，但也能在遵循基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融入风俗，绝不做作。
在古代，“清官”多为下对上之称，即百姓作为被统治者对牧民者的称呼;而“廉吏”则为上对下之称，即统治者对某些臣子的称呼。“清廉”之官在古代的出现，离不开皇权的支持，也进一步加剧了皇权的统治，有其不利的一面。在今天，时代所需要的已经不是旧时代的“清廉”官员，但透过“廉”字所传承下来的对清浊的分辨、对道义的坚守，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脱离人民实际生活的现实性，却与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有着深刻的契合。
恪守“清廉”，执政为民，要的不仅仅是对操守的坚持，更是在坚持中的开拓：不是简单的循规蹈矩，罗列伦理，而是胸怀大义，脚踏实地，在工作中展现生命的质感。以昂然之气“激浊”，也以谦逊之心使得所作所为能够有“常法”，合乎常态，遵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