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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王卫二刘傅传
原文
作者：陈寿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着，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
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谙诵乎?”曰：“能。”固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
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帧宇公干并见友善。
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
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只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琳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
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
项、桢各被太祖辟为丞相掾属。玚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着文赋数十篇。
瑀以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惧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着《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着书，美志不遂，良可痛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借其体弱，不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
自颖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园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玚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璩官至侍中。贞咸熙中参相国军事。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着《浑舆经》，依道以见意。从齐国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为安成令。
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学称。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太祖征袁绍，而刘表为绍援，关中诸将又中立。益州牧刘璋与表有隙，觊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缀表军。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乃白召觊还，稍迁尚书。魏国既建，拜侍中，与王粲并典制度。
文帝即王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
明帝即位，进封闵乡侯，三百户。觊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事遂施行。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觊上疏，曰：“夫变情厉性，强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艰难;且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爱之则富贵显荣，君恶之则贫贱死亡。顺指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也。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陛下留意察之，则臣下之情可见矣。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昔汉文之时，诸侯强大，贾谊累息以为至危。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难可复振。礼，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饰，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则彻膳降服。然则奢俭之节，必视世之丰约也。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绵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校府库，量人为出。深思句践滋民之术，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
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觊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
受诏典着作，又为《魏官仪》，凡所撰述数十篇。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
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亦与觊并以文章显。觊薨，谥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为镇西将军。
刘廙字恭嗣，南阳安众人也。年十岁，戏于讲堂上，颖川司马德操拊其头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于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
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廙谓望之曰：“赵杀鸣、犊，促尼回轮。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尘于内，则宜模范蠡迁化于外。坐而自绝于时，殆不可也!”望之不从，寻复见害。廙惧，奔扬州，遂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属，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有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轻于燕，九九不忽于刘，乐毅自至，霸业以隆。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魏国初建，为黄门侍郎。
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廙上疏曰：“圣人不以智轻俗，王者不以人废言。故能成功于千载者，必以近察远，智周于独断者，不耻于下问，亦欲博采必尽于众也。且韦弦非能言之物，而圣贤引以自匡。臣才智暗浅，愿自比于韦弦。昔乐毅能以弱燕破大齐，而不能以轻兵定即墨者，夫自为计者虽弱必固，欲自溃者虽强必败也。自殿下起军以来。
三十余年，敌无不破，强无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胜之威，而孙权负险于吴，刘备不宾于蜀。夫夷狄之臣，不当冀州之卒，权、备之籍，不比袁绍之业。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暗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为计者，与欲自溃者异势耳。故文王伐崇，三驾不下，归而修德，然后服之。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广夏，潜思于治国。广农桑，事从节约，修之旬年，则国富民安矣。“太祖遂进前而报廙曰：”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讽反，廙弟伟为讽所引，当相坐诛。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
特原不问，徙署丞相仓曹属。廙上疏谢曰：“臣罪应顷宗，祸应覆族。遭乾坤之灵，值时来之运，扬汤止沸，使不燋烂;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谢生于父母，可以死效，难用笔陈。”廙着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文帝即王位，为侍中。赐爵关内侯。黄初二年卒。无子。帝以弟子阜嗣。
刘助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建安中，为计吏，诣许。
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善其言。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
御史大夫郗虑辟劭，会虑免，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受招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着《律略论》。迁散骑常侍。时闻公孙渊受孙权燕王之号，议者欲留渊计吏，遣兵讨之。助以为“昔袁尚兄弟归渊父康，康斩送其首，是渊先世之效忠也。又所闻虚实，未可审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劳民也。宜加宽贷，使有以自新。”后渊果斩送权使张弥等首。
助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
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征东将军满宠表请中军兵，并召休将士，须集击之。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不必能制。
宠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贼矣。“帝从之。兵比至合肥，贼果退还。
时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荐劭曰：“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着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优游之听，使劭承清闲之欢。得自尽于前，则德音上通。辉耀日新矣。”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曲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曚，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着定典制。”又以为宣制礼作乐，以移风俗，着《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
会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凡所撰述，《法论》、《人物志》之类百余篇。卒，追赠光禄勋。子琳嗣。
劭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袭友人山阳仲长统，汉末为尚书郎，早卒。着《昌言》，词佳可观省。散骑常侍陈留苏林、光禄大夫京兆韦诞、乐安太守谯国夏侯惠、陈郡太守任城孙该、郎中令河东杜挚等亦着文赋，颇传于世。
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人。傅介子之后也。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嘏弱冠知名，司空陈郡辟为掾。时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法，事下三府。嘏难劭论曰：“盖闻帝制宏深，圣道奥远，苟非其才，则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亏颓而旷载罔缀，微言既没，六籍泯玷。何则?道弘致远而众才莫曦也。案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礼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内立列司，筦齐六职，土有恒贡，官有定则，百揆均任，四民殊业，故考绩可理而黜陟易通也。
大魏继百王之末，承秦、汉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目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以古施今，事杂义殊，难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经远，或不切近，法应时务，不足垂后。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
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痒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诶。”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荧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嘏常以为“秦始罢侯置守，设官分职，不与古同。汉、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学士，咸欲错综以三代之礼，礼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故历代而不至于治者，盖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难，未能革易。”
时论者议欲自伐吴，三征献策各不同。诏以访嘏。嘏对曰：“昔夫差陵齐胜晋，威行中国，终祸姑苏;齐闵兼土拓境，辟地千里，身蹈颠覆。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效也。
孙权自破关羽并荆州之后，志盈欲满，凶宄以极，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图大举之策。今权以死，托孤于诸葛恪。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而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伪立，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惟进军大佃，最差完牢。(隐)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衅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昔樊哙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未若明法练士，错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敌之余烬，斯必然之数也。“吴大将诸蔼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人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激乾没乎?恪不过遣偏串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沂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后恪果图新城，不克而归。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嘉平末，赐爵关内侯。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武乡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语在《钟会传》。会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进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岁薨，时年四十七，追赠太常，谥曰元侯。子祗嗣。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嘏着勋前朝，改封祗泾原子。
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而粲特处常伯之官，兴一代之制，然其冲虚德宇，未若徐干之粹也。卫觊亦以多识典故，相时王之式。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廙以清鉴着，傅嘏用才达显云。
译文
(王粲传、卫觊传、刘睼传、刘劭传、傅嘏传)
王粲传，(附徐睷等传)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曾祖父王龚，顺帝时为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为司空，他们都是位列三公的汉室重臣。父亲王谦，当过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因为是名公后裔，何进很想和王谦结成儿女亲家，就把两个儿子引见给他，让他从中挑选一个做女婿，王谦没有应许。以后因疾病被免除官职，死在家里。汉帝西迁，王粲移居长安。左中郎将蔡邕一见面，就觉得他是个奇才。当时蔡邕的才学天下闻名，满朝敬重，他家的门前经常是车骑填巷，他家的客厅经常是宾客满坐。一天，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求见，急忙出迎，连鞋子穿倒了也顾不上。王粲一进门，年纪又小，身材又矮，满屋的人都很吃惊。蔡邕说：“这位就是王畅司空的孙子王粲，真乃奇才，我自愧弗如。我家里收藏的书籍文章，应当全部送给他。”十七岁的时候，司徒推荐，皇帝征召他做皇帝侍从、传达诏命的黄门侍郎。
王粲因为长安很混乱，没有赴任。不久，他到荆州去投刘表。刘表见他相貌猥琐，身体孱弱，又有点儿不拘小节，不太看重他。刘表死后，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还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一次，曹操在汉水边设宴款待百官，王粲给曹操敬酒说：“当今袁绍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将广，志在夺取天下，但虽爱惜贤才却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终归离他而去。刘表盘踞荆楚，从容不迫，坐观时变，自以为可以仿效西伯周文王。那些避难到荆州来的贤士，都是海内的俊杰，可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结果当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辅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下车伊始就忙着整顿冀州的军队，收录当地的豪杰各尽其用，因此能称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汉，又征召这一带的贤才各居其位，使天下归心，望风归附，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后来，王粲又被调去担任参谋军事的军谋祭酒。
魏国建立以后，他被任命为侍中，做了皇帝的应对顾问。因为博学多识，总能做到对答如流。当时旧的礼仪制度废弛殆尽，需要重新制定，王粲因博闻强识，就负责除旧布新，制定新的典章。当初，王粲和友人同行，看见路边有座古碑，就站在那儿朗读起来。友人问他：“你能背诵吗?”王粲回答：“能。”友人当即叫他转过身去背诵碑文，结果一字不差。一次，王粲看别人下围棋，有人不小心碰乱了棋子，他说能帮着人家按原来的局势把棋子重新摆好。下棋的不信，拿出块手帕盖在棋盘上，让他换个棋盘重摆，结果，连一道的误差也没有。王粲就这样博识强记。王粲生性善于计算。作算术，很简捷地就能得出正确答案。他擅长写文章，总是一挥而就，从来不用修改，当时的人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尽管反复精心构思，写出的文章也没法超过他。他共撰写了诗、赋、论、议近六十篇。
建安二十一年(216)，王粲跟随曹操征伐吴国。二十二年(217)春，病死在伐吴的路上，时年四十一岁。王粲有两个儿子，因为受到魏讽谋反的牵连，都被曹丕杀了。王粲绝后。当初，文帝曹丕作为五官中郎将，和弟弟平原侯曹植都很爱好文学。王粲与北海徐..(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蠫(字元瑜)、汝南应蠩(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及曹植两兄弟都是称兄道弟的好朋友。徐..曾当过司空军师祭酒、司空掾属，还当过为五官中郎将掌校典籍侍奉文章的五官将文学。陈琳从前当过何进的大将军府主簿，掌管文书及府内事务。何进要把宦官统统杀掉，太后不同意，何进就去召集各地的猛将，并让他们领兵赶往京城，想借此来要挟、威逼太后。陈琳劝阻何进说：“《周易》上说‘即鹿无虞’(人在猎鹿时，当有主管山泽的虞官相助，才能找到;如没有虞官相助，即使深入山林，也不能得到鹿)，谚语说‘掩目捕雀’。这些弱小动物尚且不能靠欺压蛮横获得满足，何况国家的大事?怎么可以硬来?如今将军总揽朝政，掌握兵权，如鱼得水，进退随心。以这样的权威办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易如反掌。只要迅速行动，行使权力，当机立断，合乎道义，上天和百姓都会赞同和顺服。可您反而放弃兵权，征召各地兵马进京，到时候大兵聚合，强者为雄，您这样做正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非但事情肯定不能成功，只怕反而成了祸乱的开端。”何进不采纳他的建议，终究自取其祸。
陈琳逃往冀州避乱，袁绍让他主管文书典籍。袁氏被打败后，陈琳归附了曹操。曹操对他说：“你原先为袁绍起草檄文，只数落我一人之罪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殃及我祖父和父亲呢?”陈琳赶紧认了错，曹操因为惜才，并没有追究。阮蠫年轻时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打算让他主管文书工作，他却始终不愿屈从。曹操后来让他和陈琳一起担任司空军事祭酒，主管上表章、报书记的工作。军国的文书公告，大多出自陈琳、阮蠫之手。以后陈琳调任门下督，阮蠫调任仓曹掾属，当了管理仓谷事的官员。应蠩、刘桢分别被曹操征召聘用，当了丞相府的属官。以后应蠩转为平原侯庶子，为平原侯曹植主管侍从工作。后来又当过五官将文学，为曹丕掌校典籍。刘桢后来因“不敬”、“犯上”被判了刑，刑满后当了一名小官。应蠩和刘桢撰有文赋数十篇。
阮蠫死于建安十七年(212)。徐..、陈琳、应蠩、刘桢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文帝曹丕在给元城令吴质的书信中说道：“去年疫病流行，亲朋故旧大多罹乱，徐..、陈琳、应蠩、刘桢一时间相继亡故。纵观古今文人，大都不拘小节，很少有人能以美名奇节自立于世。但是惟独徐..能够品学兼优，恬淡寡欲，有许由隐居箕山一般的高风亮节，真称得上是个德才兼备的君子啊!他所写的《中论》二十余篇，词意典雅，足以流芳后世。应蠩常有勃勃的创作欲，他的才学也足够著书立说，但他的美愿却终没有实现，实在令人感到痛惜!陈琳的章表写得相当劲健，只是词藻稍微有些繁复。刘桢才气飘逸，但遒劲不足，阮蠫的文书写得轻灵敏捷，读来令人赏心悦目。王粲的文章气质衰弱，格调不高，至于他所擅长的辞赋，则比古人不相上下。从前俞伯牙为钟子期之死摔断琴弦，孔仲尼为子路之死倒掉肉酱，痛惜知音难遇，哀伤弟子难得。他们几位的成就只不过不及古人，但无疑都是一代俊杰。”颍川的邯郸淳、繁钦，陈留的路粹，沛国的丁仪、丁訥、弘农的杨修，河内的荀纬等，也都很有文采，但都不在这七子之列。应蠩的弟弟应璩，应璩的儿子应贞，都以文章名重一时。应璩官至侍中。应贞在魏元帝咸熙年间当过参相国军事，是相国司马炎的高级幕僚。阮蠫的儿子阮籍，才华超群，文辞艳逸，但倜傥放浪，不受拘束，为人恬淡寡欲，以庄周为楷模。官至步兵校尉。当时谯郡还有个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盲目崇尚奇节，仗义勇为，好抱不平。到魏元帝曹奂时，因犯事被杀。魏明帝曹睿时，下邳县桓威，身为孤儿，家境贫寒，但十八岁写成《浑舆经》。虽然依照的是道家的传统学说，却也很有自己的见解。
曾做过魏王时齐国的门下书佐、司徒署吏，后来当了安成令。吴质，济阳郡人，文才优秀而被曹丕所重，官至四品振威将军，授予都督河北诸军事之职。因此被封为列侯。
卫觊传，卫觊，字伯儒，河东郡安邑县人。年少早成，以才学著称于世。曹操征召他为司空掾属，授予茂陵令、尚书郎之职。当初，曹操征讨袁绍后，刘表给袁绍当后援，关中的各路将领又都保持中立。益州牧刘璋和刘表素有嫌隙，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让刘璋发兵以牵制刘表。到长安时，因道路不通，卫觊进不了城，于是就留下来镇守关中。当时各地有很多还乡的老百姓，关中诸将纷纷将他们招纳来做自己的私兵。卫觊就写信给荀彧说：“关中县是个丰腴富饶之地，前些时候因兵荒马乱，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万余户。听说老家已经安定下来，这些人都盼望着早日返回家乡。可是回来的人却找不到活儿干，各路将领便竞相招纳他们做为自己的私兵。因为各郡县的力量薄弱，无法与他们抗争，所以各路将领的势力就逐渐强大起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军队就成了后患。盐，是国家的宝物，自战乱以来未加管理，发放散乱。如今应该像从前那样设专人监卖，再拿赚到的钱买些米，如果有归来的百姓，就把米供给他们，鼓励他们辛勤耕作，积累粮食，以使关中重新富裕起来。远方的百姓听说了这些事，也一定会日夜兼程，争先恐后竞相回赶。再派司隶校尉留治关中做为主将，那么就可以逐渐削弱各路将领的势力，使地方官府的力量日益强盛，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这可是强本弱敌的好事啊!”荀彧把卫觊的建议报告给曹操。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派谒者仆射监督盐官，派司隶校尉管治弘农(古函谷关一带)。等到关中各地照此执行以后，曹操就把卫觊召了回来，提升他为尚书。魏国建立以后，卫觊被任命为侍中，和王粲一起主持各项典章制度的修订。文帝曹丕即位后，重被任命为尚书，封阳吉亭侯。明帝曹睿即位，卫觊被晋封为釻乡侯，食邑三百户。
卫觊向明帝进言说：“九章刑律是从古时候遗留下来的。判断刑罚的标准、概念很细致，不容易把握。因此主管一方的官员，都应明晓法律。刑法，乃国家最重要最宝贵的一项制度，但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执掌刑法的官员，乃是掌握老百姓生死衰荣的重要人物，但他们被授予的官职往往很低下。国家政治的弊端，未必不是由此产生。故请您下令设置刑律博士，让他们向有关的官员教授刑律方面的知识。”这件事不久就正式实施了。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还要没完没了地服劳役。卫觊就上疏给明帝说：“要想让一个人改变性情，是很难强迫办到的。为臣的能给君主提意见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君主的要能接受意见就更难了。况且人们追求的是富贵显荣，厌恶的是贫贱死亡，但是这四种境况，都是由君掌握控制的。君主喜欢谁谁就飞黄腾达，君主厌恶谁谁就会贫贱死亡;喜欢来自顺从君主的旨意，厌恶来自违背君主的意志。因此做臣子的都争着顺君旨而避免逆君意，除了那些肯于破家为国、杀身成君的忠臣良将，谁敢顶撞君主，触犯忌讳，提意见建议，阐一家之言呢?请陛下悉心观察，那么我说的这种情况您就不难看出。如今发议论的大都爱说悦耳的话，他们说起政治教化来，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说起征战杀敌，就把孙刘比作豸里鼠。臣认为这样无济于国于君。
想当初汉文帝时，诸侯强大，贾谊尚且恐惧得气喘吁吁，认为到了危急关头，何况现在天下三分，群臣尽力，各事其主。那些来归降的，也不愿意说是舍邪就正，都自称是迫于急困。这种状况，和当初六国分治，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啊!当今千里之内少见人烟，百姓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陛下要是再不留意，国家就会凋敝败落，一蹶而不可复振。礼规定，天子所用的器具一定要有金玉的装饰，饮食的菜肴一定要有八珍等佳味。遇到荒年和战乱，就应减去佳肴和装饰。但是奢俭的程度，一定要看社会是丰饶还是贫困。武皇帝在世的时候，后宫里吃饭时只能有一种带肉的菜，衣服不用锦绣，褥垫不加花边，器物不涂丹漆，因此能够平定天下，造福子孙。这些都是陛下亲眼见过的啊。当前应该做的事，就是君臣上下，一起筹谋划策，统计核查国库里的物资，量入为出。深刻考虑勾践生聚百姓的办法，犹恐不及，何况尚方(主造皇室所用刀剑及玩赏器物的官署)所造的金银器物，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工人们不停地劳作，奢糜的风气与日俱增，国库里的财富一天天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并寻求神仙之道，说是服食天上降下的甘露就能长生不老，因此就树立承露盘承接甘露。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嘲笑这事做得没有道理。汉武帝有求于甘露，尚且被人指责不该树立承露盘，陛下不求甘露却空设承露盘，不能增添好处反而要花费很大的功夫，您实在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以深谋远虑。”卫觊经历过汉魏两朝，时常向皇帝进献忠言，一概像上面说的那样。
卫觊曾受命主管国史资料及撰述工作。还写成了《魏官仪》，总共撰写了几十篇文章。他还喜好古文，鸟篆、隶草，样样都很精通。建安末年的尚书右丞河南潘勖，文帝时的散骑常使河内王象，也和卫觊一同以文章显扬一时。卫觊死后，谥号敬侯。他的儿子卫..继承了他的职位。魏王帝咸熙年间卫..还当过镇西将军。
刘睼传，刘訥，字恭嗣，南阳郡安众县人。十岁时，在课堂上游戏，颍川的名士司马德操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孩子，小孩子，‘有道德就懂义理’，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刘訥的兄长刘望之，当时很有名气，荆州牧刘表征召他为从事。他的两个好朋友，均因谗毁的罪名，被刘表杀害。他就以政见不合为理由，弃官回家了。刘訥对他说：“从前赵简子杀犊准、铎鸣，孔子物伤其类，回车而返。如今兄长既然不能仿效柳下惠同声相应，就应该学习范蠡迁移到偏远的地方。坐在这儿白白地等死就危险了，实在不行!”刘望之不听从他的劝告，不久就被刘表杀害了。刘訥很恐惧，急忙逃奔扬州，归附了曹操。曹操聘任他为丞相府的属官，后转任五官将文学。
曹丕很器重他，让他交接、起草文书。刘訥上书回答说：“臣当初以为尊卑有序，是礼仪所定。因此固守着一般的礼节，不敢轻易下笔。接到您的任命，深深懂得了辛劳谦和的本意，而不看重其出身高贵与否，倚重的是清廉的有识之士。假如能像郭隗不为燕昭王所轻视，献九九小术的人不被齐桓公忽略，霸业因此也就会成就。损失一个普通人的节操，建立壮伟的业绩，臣下虽然愚钝，又岂敢推诿呢?”魏国建立之初，刘訥被授予黄门侍郎之职。曹操在长安时，打算亲自带兵征蜀，刘訥上疏说：“圣人不以己之睿智而轻视普通人。王者不因身份的高低决定是否采纳其意见。因此，能够建功立业者，必能以近察远，比专横之人考虑周详。又必能不耻下问，博采众长。皮带、弓弦虽是不说话的物品，但古代的圣贤却能用以警醒、纠正自己。臣下虽然认为不才，但愿意以己比作皮带和弓弦。从前乐毅能够以弱小的燕国打败强大的齐国，却不能以轻兵平定即墨，原因在于自强者虽弱小却坚不可摧，自溃者虽貌似强大却必然一败涂地。自从您起兵以来，三十余年，没有打不败的对手，没有制服不了的强敌，如今，以精锐的兵马，常胜的军威，面对着倚仗天险的吴国孙权和拒不服从的蜀国刘备。想那偏远之地的大臣，比不上冀州的一个小卒，孙刘的家当，也比不上袁绍当时的基业，但是袁绍到底灭亡，而孙、刘却依旧存在。并非是我们力量不如从前，只是因为自强者和自溃者的形势地位转换了。
故此，当年周文王伐崇侯虎，三次没攻下来，于是就退归原地，修生养性，最后终于把崇侯虎制服了。当初秦国作为诸侯之一，战无不胜，征无不服，待统一天下，秦王当上了皇帝，秦国却让百姓们的一阵疾呼声给摧毁了。这就是对外施用强力，对内不爱护体恤百姓的结果。臣下担心吴、蜀边寇的力量虽比不上先前六国，但却不乏出类拔萃之才。征伐他们会不会重蹈秦国的覆辙，这是不能不认真思考的。天下却有得失：形势对我有利而我又能认真考虑，就可有重大收获，形势对不利而我还要一意孤行，这就会有重大的失败。当今之计，不如研究周围的险阻，选择要害之地据而守之，再挑选天下甲士，而不断更换驻守。这样，您就可以高枕在大厦之内，潜心谋划安邦治国之大计。鼓励农桑，励行节约，这样整治十年之后，就一定会国泰民安。”曹操听罢走到刘訥面前说：“不但当君主的应了解臣子，作臣子的也应了解君主。如今你想要让我坐在这儿空行周文王的德政，恐怕是看错人了!”魏讽谋反，刘訥之弟刘伟受牵连，按律应连刘訥一起杀掉。曹操下令说：“叔向不因其弟羊舌虎犯罪而受牵连，这是古时的制度。”于是赦免了刘訥，而且提升他为丞相仓曹属。
刘訥上疏道谢：“臣所犯之罪理应祸灭宗族，幸遇天地之英灵，碰上时气带来的好运，承蒙殿下使我全家幸免于祸，又将我升职，正如寒灰之上复燃烟火，已枯之木重长鲜花。万物不知如何才能感谢生养它的天地，儿子不知如何才能报答生养他的父母。臣可以以死为您效力，却实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您的谢意。”刘訥共撰写了几十篇文章，此外还和丁仪共同论述过刑礼，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文帝曹丕即位，他被授职侍中，赐封关内侯。
死于文帝黄初二年(221)。因膝下无子，文帝就让他侄儿刘阜继承了他的爵位。
刘劭传，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建安时以谋士身份来到许都。太史向献帝报告说：“今年正月初一将有日蚀。”刘劭正在尚书令荀彧的住所，当时在座的有几十人。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议论开了，有的说应停止岁首的朝庙祭祀，有的说应废除各地官员进京的朝会。刘劭说：“梓慎、裨灶都是古代优秀的太史，精通历法，善观天象。但他们在占卜吉凶时，也犯过不能准确推测天时的错误。《礼记》说：诸侯按顺序朝见天子，到了宫门却无法举行完朝见的仪式，这只能有四个原因：日蚀、太庙着火、后宫有丧事、雨水打湿朝服衣冠不整，而日蚀列其一。但圣人传下来的制度不因为变异而废止朝礼的也有几种原因：灾祸消除、转移，或者推测有误。”荀彧觉得此言有理，于是下令朝会照常举行。当天也没有发生日蚀。经御史大夫郗虑推荐，刘劭任太子舍人，后又调任掌管图书经籍的秘书郎。黄初年间他先后在曹丕左右担任尚书郎和散骑侍郎，以辅助政务和规谏过失。他曾受命汇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编纂成《皇览》。明帝曹睿即位后，他又出任际留太守，因治理有序，教化有方，而为百姓称颂。后又被授予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制定法令条规，编写《新律》十八篇，撰写了《律略论》。被提升为散骑常侍。当时传闻公孙渊接受了孙权所授的燕王称号，谋臣们纷纷提议派兵去讨伐他。刘劭则认为：“当初袁尚袁熙弟兄俩归降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被其斩首，公孙康把首级送给朝廷，这事表明了公孙渊祖上对朝廷的忠心，再说现在听说的这件事是否确凿，还有待调查。古时圣贤求取处女之地，只修德政而不事征伐，是怕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因此对公孙渊理应表示宽大为怀，让他有所自新。”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臣张弥等，并把他们的首级送给了朝廷。刘劭因写有一篇《赵都赋》，颇受曹睿赏识，又听令写了《许都赋》、《洛都赋》。当时魏国对外频兴军事，对内大兴土木，刘劭为此写了两篇赋，文内都含有对君主委婉曲折的劝谏。明帝曹睿时，吴国的兵马围攻合肥，当时魏军将士都在分批休假，征东将军满宠请求中军调拨援军，并急召休假将士，以集中兵力抗击敌军。刘劭在议论军情时认为：“敌人刚刚攻到，用心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带着少数兵将在阵地上御敌，倘若此时出击，不一定能打胜仗。
满宠只要边坚守边等待援军，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我看可以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骑，大张旗鼓，虚张声势。等到了合肥，便拉大行军队伍的距离，增添旗帜和战鼓，以张声势，等把敌人引出，就断其归路，绝其粮道。敌军听说魏国大军已切断了自己的后路，定会惊慌而逃，这样，敌军自然不战而败。”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当魏军逼近合肥，吴军果然退兵回去了。当时皇帝曾下诏广求贤才。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臣看常侍刘劭，为人忠诚敦厚，办事礼仪周到，所作所为均有据可依。故不论群臣官职大小，才能殊异，都可以找出相似之处将其和自己相较，作出评价。也正因如此，诚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端正，不尚名利的人敬慕他的清廉淡泊，精通文史哲的人称赞他的推断详密，思想深刻的人知道他的深邃厚重，文才出众的人喜欢他的论述撰著，通晓法度的人推崇他的治略精要，足智多谋的人赞赏他的精思细密。总观这些评论，都是取自己所善长的和他的某些才能相比较的结果。臣下曾经多次听品他的清谈，阅读他的著述，佩服之情与日俱增，实在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啊!臣下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协助处理军国大事，参谋于帏幄之中，那么国家也因此会日益兴盛。这可是难得的机缘啊!恳请陛下垂爱，使刘劭能得到您的欢心和信赖，充分显示其才华。那样，贤德的声音就会经常传送到您的身边，您的光耀也会日渐辉煌。”
明帝景初年间(237～239)，曹睿诏令刘劭负责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标准———《都官考课》。刘劭完成任务以后上疏说：“考核百官，是国家政治的大事，但是历朝历代都未能实施，大都因为典章制度缺而未补，因此无法正确、明晰地分辨官员的好坏和才能的高低。现在陛下以圣贤的宏图大略，哀怜国家纲常的弛颓，诏令于外。臣下承蒙皇恩，得以进行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著有一篇《说略》。臣下才疏学浅，实不足以弘扬您的旨意，编写制定好这篇典章制度!”刘劭还认为应制定礼乐制度，以移风易俗。于是写了《乐论》十四篇，写完了还没来得及上呈，明帝就驾崩了，于是这事便没有施行。齐王曹芳时，刘劭执讲经学，赐爵关内侯。共撰写《法论》、《人物志》等著作百余篇。死后，被追赠为光禄勋。
儿子刘琳继承了爵位。
傅嘏传，傅嘏，字兰石，北地郡泥阳县人，傅介子的后代。伯父傅巽，黄初年中任过侍中尚书。傅嘏二十来岁就闻名遐迩，司空陈群征聘他为自己的僚属。当散骑常侍刘劭正在制定《都官考课》，傅嘏对此举提出异议说：“据说帝王之制宏大广远，圣人之道玄奥深妙。倘若不具备如此的才能，则道不虚行，神明就会把它寄托于人。一旦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所亏颓而且逐渐荒废，就会言路堵塞，六典混乱。原因在于圣人之道弘远而众人的才能无法企及。刘劭的考课之论，虽然想要寻求前代考核官吏进退升降的条文，但是这些制度条文大多已经残缺不整，流传下来的有关礼的记载，也只有周典，讲的是外封侯伯以安定边藩，内立各司以完善六职;土地有一定的税贡，官员有一定的准则，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故考核的成绩便于管理比较，而官员的进退升降便易于贯彻执行。我们魏国继百王，承秦汉，众多的制度无不整理采纳。自建安到现在，拨乱反正，奠基开国，扫除凶逆，平定遗寇，军政要事，接连不暇，待开始治理国家时，权力和刑法并用，文武百官军国通往，因时因事，随机应变，由于事务繁杂，而有些概念、内容又有所改变，故要把古代的典章制度一味搬至今日，就很难行得通了。因为制度的建立应该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或许并不贴切于近日;法规的建立应依据当时的情况，有些并不足以流传后世。建立官位，调整职务，管治百姓，清理财物，这是立本;考察官员，纠改旧规章，这是治末。本还没立而先建末，治国大略还未完备却先行考课，恐怕不能品评贤愚，区分明暗吧。从前先王选拔人才，一律先根据他在本地的品行，再让他在学校里讲解道德。行为端正者称为贤才，道德高尚者称为能士，然后由乡人把贤才、能士推荐给先王。先王接纳他们后，再依其才能分配职务，这便是先王招贤纳才的标准和过程。当今国内的人才纷至京城，没有乡人的举荐，选拔贤才则由吏部专门负责，按照品德则实际才能未必具备，授予官职的高低也未必和他的德行相符。这样就难以人尽其才。综观国家的制度，内容广，意义深，实在很难论说周详啊!”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傅嘏被授予尚书郎，后又调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主持国政，何晏为吏部尚书。
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表恬静清淡，但是内心险恶阴暗，贪图私利，不考虑立身行事的根本。我断定他一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两个，那时仁人贤士将会疏远你们，而朝政也就会因此日趋衰败了。”何晏等人因此怀恨在心，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把傅嘏的官职罢免了。后又被征召为荥阳太守。他未去就职，太傅司马懿就把他请去担任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被任命为内掌帝都、外统京畿的河南尹，后又调任尚书。傅嘏始终认为：“从秦始皇开始废除分封，设官分职，不同于古代的制度。汉、魏沿袭秦制，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儒生学士，都想把三代的礼制交错综合起来，然而礼弘大广远，不一定适合今天的形势，制度也常常和具体事务相违背，以至名实不符。这也是历代都不能达到大治的共同原因。很想大力改定官制，依据古代正本清源，但是如今正值帝室多难，未能实施。”当时魏国正在计划伐吴，三次征求献策各不相同。齐王下诏让傅嘏谈谈看法，傅嘏说：“想当年夫差凌齐胜晋，威加四方，最终还是引祸姑苏;齐闵兼土招境，辟地千里，最终还是自遭颠覆。善始不一定能善终，这是古代的明证啊!孙权自从破关羽夺荆州之后，洋洋得意，穷凶极欲，因此宣文侯极力筹划大举。如今孙权已死，把儿子托付给诸葛恪，假如他能矫正孙权的苛暴，减除吴国的虐政，使老百姓免遭困苦，得到新政策的实惠，又能内外一齐考虑，避免覆舟之险，虽然不能保证吴国能永远保持完好，也足以在长江以南延长寿命了。现在朝里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泛舟径渡，横行于长江以南，有的说要四路并进，攻击吴国的城垒，有的说要大猎于疆场，伺机以动。诚然，这些都是破敌的常用办法。但自治兵以来，几次证明我军的力量尚且不足，吴国作为我们的仇敌，已经近六十年了，他们伪立君臣，但还能够患难与共，元帅新丧以后，他们上下忧危，把战船排列在重要的渡口，凭借险要坚守城池。因此像泛舟渡江，横行于长江以南那样的计划是并不实际的。只有在边境上一边大规模打猎一边进军的办法，还有可能行得通。
出兵时要发安民告示，进攻时抓到俘虏不许抢劫财物，坐吃历年积存的粮食，不用派很多兵去运送，不误战机，不劳远征，这倒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从前樊哙愿意带十万大军横行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他的短处。如今有人想越长江、入险境，攻下敌人的巢穴，这便有如樊哙。不如严明法令，训练士卒，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以抵御敌兵，必会立于不败之地。”后来吴国的大将诸葛恪破东关后，宣称要杀向青州、徐州，魏国匆忙备战，傅嘏参议时认为：“淮海并不是敌军敢于轻易进取的路径，当年孙权派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怎敢把众多将士的性命寄托于海水，以图侥幸呢?诸葛恪不过是要派素习水军的偏将，带领小部分人马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给青、徐的守军看，以迷惑、牵制魏军，他自己却可能纠集大军进攻淮南。”后来的诸葛恪果然带兵夺取新城，攻克未成便撤退了。傅嘏时常谈论才能与性格的关系，钟会把他们收集起来并有所评定。
齐王嘉平末年，傅嘏被赐予关内侯位。高贵乡公曹髦即位，他又被晋封为武乡亭侯。曹髦正元二年(255)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有人认为司马文王不宜亲自带兵征剿，派太尉去就行，只有傅嘏与王肃竭力劝说。司马文王于是带兵前往，让傅嘏担任尚书仆射，守护京城。后来毋丘俭、文钦之乱被平定，就有他出谋划策的功劳。待到司马文王去世，傅嘏与司马昭直接回到洛阳，司马昭便让他辅佐朝政。这事被记录在《钟会传》里。钟会因此而洋洋自得，傅嘏以言相劝：“你的志向大于你的才能，功业难以成就，难道不应该谨慎些吗?”傅嘏因功又被晋封为阳乡侯，增加食邑六百户，加上先前的共有一千二百户。傅嘏去世时，享年四十七岁，被追赠为太常，谥号元侯。他的儿子傅祗继承了他的爵位。元帝曹奂时，因为傅嘏对前朝功勋卓著，改封傅祗为泾原子。评曰：从前魏文帝、陈王曹植二人贵为公子，都博好文采。一时同声相应，才士并出，数王粲等建安七子最为出色。身为常伯官吏的王粲，主持创立一代规章法律，非同一般，但在恬淡冲虚，守志不屈等方面，还不能像徐..那样精粹。卫觊也因为通晓古代的典故，而给当时的君主建立制度规章。刘劭对古籍精通，文质周洽。刘訥以清鉴知名，傅嘏因才能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