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为什么是白居易

　　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为什么是白居易？出国留学网小编带着这个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在日本文化里仍处于重要地位的汉文学中，白居易正是位于这重中之重。无论让哪个国家的学者或是哪个时代的日本文人来评说，对于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是白居易。他在日本的文学意义甚至远远超越了中国唐诗传统定义上的伟大诗人“李杜”二人。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

　　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

　　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

　　《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

　　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如阳春白雪，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明白晓畅，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的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天马行空、工巧深刻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

　　但随着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丁忧居渭村三年期间，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

　　“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表明的：“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转而信奉净土宗，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以踏上往生极乐的西方净土，他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中说愿“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我来世，一时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

　　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组诗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乐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种关于表现意图的明确宣言”，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

　　“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广泛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