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书是一部非常淡雅的书，下面是出国留学网小编为您整理的“读雨天的书有感”，仅供参考，希望您喜欢！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出国留学网查看。
读雨天的书有感1
读周作人《雨天的书》，以我个人的感觉，有着与听《樱花》一般的味道。周的理想是人生的艺术化，但人生究竟不能那样地圆满，虽然周的隐士气十足，可心底里总算还是挺明白他的无法超脱，只能将他的象牙塔建在十字街头了。作为思想家，周对于现实人生的方方面面是颇为关注的，但现实却“使人十分气闷”，他只有躲在他“十字街头的塔”里一边咀嚼着人生的苦茶，一边追寻着“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着茶，同友人谈闲话”的情趣，当他用了这种理想来观照人间世时，人生的苦便被冲说周的大部分文章，是他苦中作乐的产物，大致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不为无益之事，何消有涯之生”是周很喜欢的一句话，从中亦可见出他对生命的执着与无奈。在《北京的茶食》里，有一段话很明显地表明了周的“人生的艺术”：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老实说，周的追求是极正当极平常的，然而，“可怜的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周的这样一种普通的正常人的要求在当时亦得不到满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哉！在这种环境下，对于一个有反抗的精神却没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人来说，总要用一点精神胜利法，才能维持心理的平衡而不至于精神崩溃的。毕竟，生是值得留恋的：露水的世呀，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鲁迅曾对中国的文人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得意时是儒，失意时是道。而周作人，便是混和了这二者，在其中求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淡了，形成了某种“涩”的味道……
读雨天的书有感2
看周作人，难免要想到鲁迅。在我们的印象里，这兄弟俩是有些不合的——不论是生活中的阋墙于内，还是文坛上的针锋于外。在我曾经非黑即白的价值观里，既然尊奉鲁迅，也就很容易觉得周作人是个反面的坏的不堪的形象。
我们说鲁迅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他的《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当然深刻，然而周作人对国民的反省也可谓鞭辟入里：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却未曾吃到好点心。”
今天看来，在中国，我们买不到的，仅仅是好点心吗？记得姐姐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她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一次正为刚刚在商场淘到的一件物美价廉的衣服兴奋不已，结果回家一看上面写着“made in china”，欣喜之意荡然无存，认定是走眼被骗，并立马把衣服退了回去。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切要的是宽容思想之养成。……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宽容，我们想脱离野蛮也非从这里着力不可。”
“我觉得中国人的大病在于喜欢服从与压制，最缺乏的是一种对于一切专制之憎恶。”
“中国人非常自大，但又非常自轻，觉得自己只是感情的，没有一点理知与意志，一遇见外面的风浪，便要站立不住，非随波逐流而去不可。”
“只可惜中国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独立，学术文艺上也受了影响。”
读着这些话，我便觉得，周作人的眼光是好的，他看到的问题，我们今天才刚刚看清，甚至还没完全看清。
如果说他和鲁迅的区别，我想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唯心”的人。
这样的人，更忠于生命的真实和快乐，听从于内心的感受和判断。他们会认为：人活着，当然希望活得好一点；每个人都活好了自己，所有的人当然也就好了起来。
这样的人，是不容易跟着外面的风吹草动哪怕是风起云涌甚至是天崩地裂去的。在他们的心里，没有那么明显的国家与国家，政党和政党的界限，所以他会说些诸如“中国人哪点最不好，日本也有人情美”之类的话；他也会喊也会嘲讽和批判，但不会轻易被什么人振臂一呼而去，成为热狂的信徒，他心里的标准更多在于合不合人情人性。既然生命是根本的要义，为了理想，我愿意出力，但不想拼命。所以他说，“最好是望见白炉子留点心，暂时不要走近前去。”
这样的人，即使遭遇深创巨痛，也努力让自己不在悲痛中甚深地迷妄。对于小女儿若子的病痛和离世，作为父母，痛苦一定是深重的，睹物思人一定是不忍卒听卒视卒想的；但在他的记叙里，没有怨天尤人和呼天抢地。他知道，对于生命而言，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又无可逆转的轮回，既然这是生命本身的定义，既然他们是真诚的对待生命的，那么就要承认并接受这一切，不要让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被悲痛和混乱占据。
这样的人，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什么派，什么家，什么位置，什么名堂，他们想多感悟些与生命本身有关的东西，当然谁也摆脱不了整个的环境，尤其是一些特殊的年头；摆脱不了，就借此作为感悟的媒介吧，但不会真正的随了他们到那风头浪尖上去。
他终羡慕的是平淡自然的境地。虽然觉得生活在中国的那个时代，很难有心境做出冲淡平和的文章来，但还是祈祷自己的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想听听雨声和蛙鸣，甚至是谈谈苍蝇让人无奈的无处不在和猫头鹰那让人毛骨悚然的不祥之音。作者说：“我现在的快乐只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贤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
这样的人，就是一句话——“从吾所好”。最不想让自己迷失在生命之外的任何牵绊里。
读雨天的书有感3
我很喜欢读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大概是因为总是能从他的散文中读出谦冲，读出淡然，读出质朴，甚至读出丝丝的苦涩来。
他在自己的散文《沉默》中提到了人保持沉默的两种好处。其一曰：省力。“多说话伤力，多写字伤神，不说话不写字大约是长寿之基。”其二曰：省事。“古人说口是祸门。关上门，贴上封条。祸便无从发生。”
呵呵，古人有“惜墨如金”、“沉默是金”，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那说的都是些志存高远、鸿鹄之志的“仁人志士”吧，这好像与我等百姓并不相干。
我听说“知道得少说，不知道得不说；明白的就写，不明白的找人代写。”才是为官之道。而且你越惜字如金，人家越觉得你这个人令人摸不透，你也就成了“高人”。
而老百姓遇到这样的事情可就惨了。“我能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肯定能看到，还用你整天的到领导面前说吗？”人们抱着这样的一种心理去工作往往到头来忙忙碌碌，一无所获。于是就有了“不沉默”的两种理由——
其一，你不说，人家会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比如说遇到评职晋级，评先选优，“加官进爵”等一系列好事的时候，这句话往往就成了阻挡你“更进一步”的借口。
其二，你既然做到了，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写出来让人家了解你，知道你呢？
不管是“沉默”，抑或是“不沉默”都要有一个时机的把握问题。（这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
可见，“沉默”虽然是省力、省事，但还是很不叫人省心的。
读雨天的书有感4
如果没有背景知识，读后的印象会是：“小题大作”，和“琐碎的忧郁”。
据说即使是在兄弟失和之后，当被问及谁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时，鲁迅仍毫不犹豫地回答：周作人。也有传周作人的文学功力实在鲁迅之上的。《雨天的书》通篇笔调从容，其中有很多“狠话”是用平缓的语调写出的，只此一本书，不足以读懂周作人，但是，有三个发现：
一，周作人和鲁迅一样，脑后有反骨，对假道德和儒学的虚伪尤其厌恶；
二，周作人懂生活有情趣，人与文风一样儒雅；
三，“我们从理性上说应爱国，只是因为不把本国弄好我们个人也不得自由生存，所以这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并非真是从感情上来的离了利害关系的爱。要使我们真心地爱这国或乡，须得先把他弄成可爱的东西才行。”这段文字让我着实心惊肉跳了一下，以为这是他人生选择的注脚。
特意又找来止庵先生做客锵锵三人行时的录像看，对背景知识算是略知皮毛，再读这本书，很多不理解就化解了。
读雨天的书有感5
《雨天的书》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刊行，“初版正文实为五十三篇（《怀旧》、《济南道中》在目录中均只列一题）”（止庵《关于〈雨天的书〉》），在《那些忧郁的琐屑》一文中，我将《雨天的书》的文章粗略分为四类：“一，悼亡怀人，如《唁辞》《若子的死》《怀旧》等。二、闲适文章。如《北京的茶食》《鸟声》《故乡的野菜》等。三、“正经文章”，如《狗抓地毯》《我们的敌人》《与友人论怀乡书》等。四、读书“茶话”，如《读欲海回狂》《舍伦的故事》等。”这是从内容性质上而言，大抵还算合理，惜乎限于主旨，未能深入探讨下去，《雨天的书》作为周氏早期散文的代表，单纯从性质、内容上简单分类似乎有点浅率，有些文章还不能归之于这个标准之下，其中的某些篇目可以单独抽出来重新分类后再具体说说，因为它们直接影响了周作人后来一些文学观、思想观诸如书信观、死亡观的形成。
《雨天的书》以《苦雨》开篇，在《那些忧郁的琐屑》中我说它“别有深意”，列了三点含义：“一来切题，二来大约是抒发己之苦闷，三则可能此时周作人已经有意无意开始追求 ‘苦’的艺术审美了。”实际上我忽略了一点，该文是用尺牍体写成，它反映了周作人文学上的某些审美趣味，即对尺牍体的偏爱，故而在篇目编排上“别有用心”，《雨天的书》篇三列《日记与尺牍》便可印证，周作人在该文劈头就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这里总结了日记和尺牍的两个特点即有“有趣味”、“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个性”，不过能做到这两点却殊为不易，作者随后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不能写日记，更不善写信，自己的真相仿佛在心中隐约觉到，但要写他下来，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总不免还有做作，——这并非故意如此，实在是修养不足的缘故，然而因此也愈觉得别人的日记尺牍之佳妙，可喜欢亦可贵了。”随后周作人例举了王羲之、松尾芭蕉等人的一些情、趣具佳的信，由衷的表达对了对它们的喜爱。然而作为文人，总免不得技痒，序言中自承性格仍然“褊急”的周作人，也情不自禁想牛刀一试，《雨天的书》以一封尺牍开篇，大抵有与前人一较高低的架势。
《雨天的书》共收尺牍体散文八篇，约占全书分量的七分之一，即《苦雨》《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与友人论怀乡书》《与友人国民文学书》《山中杂信》《济南道中》《济南道中之一》《济南道中之二》，如果把《山中杂信》每部分拆开，则共有十三篇，约占全书分量的五分之一，可见周作人对尺牍的重视了。
老实的说，周作人的这些尺牍虽然情文俱至，写得极为自然，但并未达到他在《日记与尺牍》中所说的两点要求，因为这些尺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尺牍，而是尺牍体散文，按照后来《周作人书信》中的分法，这些是“书”而非“信（即尺牍）”——当然，说完全不是“信”也不恰当，《山中杂信》确实是周作人写给孙伏园的信，只不过拟定要发表，下笔难免有点矜持罢了。一方面，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乃是“修养不足的缘故”，另一方面，关于尺牍和尺牍体散文，此时周作人还处于尝试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书信观，十多年后，编订出版《周作人书信》时，周作人的书信观大抵形成，关于这点，我在《尺牍和书》中有详细论述，不妨抄来一段：“在此书《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一分为二，书是书，信是信，即尺牍也，此其一。二，约略梳理出书和信的发展脉络，给出优劣的评定标准。书的发展轨迹是从司马迁、杨恽、陶渊明以至韩愈，再到后来收进集内，至宋而单列集外，书的演变大体形成、地位完全确立，书的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情文俱至’；而尺牍这一路发展下来则是由东坡山谷而孙内简秋水轩了。后来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孙内简、许葭村之间加上了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王稚登、吴从先，至此则‘前后联成一气’了。”读此庶几可知周作人关于书信的意见矣。
从《雨天的书》开始，周作人就开始有意提倡尺牍体散文了，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书信，检点周作人生前自行编定的文集，发现文章都涉及到尺牍这个话题，甚至还专门结集了一本书信集。书信作为随笔的一种形式归之于现代散文，周作人大概是始作俑者，后来书信蔚为大观，作家、学者们有意保留书信俟候他日出版，这不能不说和当年周作人等人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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