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读后感

　　读了《娱乐至死》这本书会有哪些感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娱乐至死》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供您参考。

　　波兹曼认为“媒介即隐喻”，摄影术和电报的出现使得新闻的严肃性被消解，电视将新闻的内涵外延至超越时空和脱离个体的一切事物，使新闻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成为了一种娱乐形式，并伴有大众泛娱乐文化的副产品——即所有的内容都被电视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媒介使人们逐渐告别“阐释年代”，最终拉开了娱乐业时代的序幕。

　　电视媒介顺理成章地中断了印刷术时代下成长起来的重视逻辑和理性的父辈一代的传承，培养出了新的媒介语境下的“电视人”和“容器人”——轻逻辑、重感性的娱乐化受众。在波兹曼看来，集影像、音响、图片、文字于一体的电视媒介取代报纸成为新闻载体并不能真正产生教育意义和新闻价值，因为电视信息传达形式娱乐化的特征注定要葬送新闻的功能性定义并重塑话语结构，破坏掉原本逻辑分明、辩证理性的传统语境。

　　我年幼时曾疑惑，电视主持人为何能在播报了一则令人痛心的新闻后迅速转换表情微笑着播报下一则新闻，仿佛刚才消息中的悲剧从未发生。在这一点上，《娱乐至死》也做出了解读。它认为电视新闻本质是一种娱乐，目的是“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主持人担当着表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新闻播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受众关注新闻本身，而是为了取悦受众。电视创造了一种“假信息”，这种“假信息”分散破碎且流于表面，离人们的生活很远，无法作为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参考，从而使得人们对电视中真实发生的事熟视无睹。

　　书中关于辩论的阐述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美国的辩论传统，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辩论(包括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等演说的传统方法)作为一种复杂而理性的话语的意义。美国在教育中强调辩证与逻辑，这在各类考试，诸如托福、雅思，以及TED演讲节目中都能发现，可以说是有洞见的人在竭力传承这一文化的结果。我也总能从周围的美国人中感受到他们对辩论的热情，虽然他们的辩论思维在现如今远不及印刷术时代，但总算未完全丢失。

　　作者对逻辑和理性的强调，以及自白的方式，提醒了我时刻辩证地看待他的观点，对此我心存敬佩。当然，我得承认，得出这些观点，我占了时代的优势。

　　需求推动变革，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电视和互联网媒介成为了新的载体，但是内容本身是客观的(这种客观可以是娱乐性的，也可以是严肃性的)，形式是主观的。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形式完全是娱乐的，我却不太赞同，或许我们关于娱乐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认为电视新闻不再是严肃新闻，但视频、音频的保真性却更有助于排除掉虚假新闻，缩小主观误差。此外，书中关于电视新闻的描述并不完善，当时的电视新闻播放类型和形式还不成熟，电视专题报道、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现场直播、嘉宾访谈、纪录片等在后来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新闻播报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视角，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娱乐，本身是对电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态度的轻视，忽视了其不断探求、寻找真相、做好新闻的努力。

　　谈到电视新闻，就必须认识到它与印刷术时代报纸新闻的区别。电视跨越了时空的物理特性使得它的新闻不再提供仅仅与受众本人息息相关的信息，而是广泛的、多样的、复杂的、跨时空的新闻信息，对于大量与受众没有利益关联的新闻，受众倾向于娱乐解读或知识储备。印刷术时代下的报纸新闻受到时空的局限，新闻本身是局域的、滞后的、有限的实用信息，这是在有限条件下供受众引为决策依据和行为判断的时代的必然产物——对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受众倾向于功能性解读。实际上，二者的新闻内涵是不同的，因此不能形而上学地来评价它们。

　　同样，对于印刷术时代的看法，报纸并不仅仅充当个人和公共事务的参考指南，也存在有饱含煽情性、刺激性的低俗报纸，虽说可能不至于破坏掉它建立的理性公共话语，但总不至于书中那样绝对，其影响也要从受众来看。

　　关于受众，有一点要说一下。电视新闻是否全然娱乐化还取决于受众，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受众对新闻的解读要相对严肃且耗费思考的时间，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受众则相对随意和不假思索，也就是说，受众解读的方式影响着新闻的功能。在现代，知沟扩大的形势下，许多专业领域新闻的受众几乎只存在于特定圈层，它们成为了划分经济实力与知识水平的“符号”，曲高和寡终难逃市场经济的资本教训。而娱乐新闻或其他软新闻则因获取轻松、不耗费精力成本且取悦读者而收获了一大批受众。

　　书中提到，电视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但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是“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在今天，电脑、手机等互联网电子媒介已然将这项权力接管了过来。作者在书的最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依靠学校来学习和认识媒介，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媒介的神秘感，从而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并学会怎样自觉疏远某些信息形式。因此，尽管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多年前电视的媒介文化和影响，但其对媒介认识论的阐述，在手机等移动终端取代电视成为主流媒介甚至“元媒介”的今天，其意义则在于启示我们如何更理性而合理地认识和利用新的媒介，这些新媒介正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当初针对电视发出的警告是不是互联网时代下的又一层隐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