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哈佛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是为那些有天赋、绝顶聪明的精英而准备的，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南柯一梦，是可望不可即的。出国留学网小编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服务员成为哈佛毕业生的故事。
一位来自新加坡中下阶层的硕士毕业生写道：不要认为哈佛只适合某一群精英学生
他说：“我最近刚从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整整一周，无数演讲者和政要——包括马克·扎克伯格和约翰·克里——告诉我们，我（和我的同学们）将成为世界未来的领袖。但就在七年前，我似乎还不太可能获得大学学位，更不用说在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总是嘲笑学者和他们的“专家建议”，因为他们所说的建议似乎经常与我的现实脱节。但是在象牙塔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象牙塔对我们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需求，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利用象牙塔来为我们服务。”
他在新加坡长大，这是一个热带城市国家，以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占比最多而闻名。他父亲曾经拥有一家价值百万美元的企业，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在新加坡的中下阶层长大，就连买一罐苏打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到周末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手头拮据，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为了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他从12岁开始做兼职家教。14岁时，他在君悦酒店（Grand Hyatt hotel）当服务员。
工作还意味着通勤时间长，这培养了他阅读的习惯。生活在一个把人分为“聪明”和“不聪明”的国家，他对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如痴如醉。霍华德·加德纳把他一直认为是对人类能力的武断判断用文字表达了出来：“聪明”的人通常只是指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出色的人。他发邮件给加德纳教授，与教授分享教授对他的影响。令他惊讶的是，教授回复了他的邮件，甚至和他分享了教授自己对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看法。
教授亲切而迅速的回答打动了他。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回答一位新加坡普通青少年的提问，这一事实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也许这些专家并不像他以前想的那样自我放纵、脱离现实。
他说：“我考虑过有一天申请留学哈佛大学。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父母时，他们笑了。他们带着疲惫的语调和嘶哑的声音说：“试一试没什么坏处，只要尽力就行了。我的父母都没有大学学位，我所在的大家庭里也没有人上过常春藤盟校。我的父母知道让他们的儿子拥有梦想是很重要的，但他们也知道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我申请哈佛的时候，有两条信息在我的脑海里回响：第一，我永远进不了哈佛；第二，我知道我那75美元的申请费会被浪费掉。但是结果却不是我想得那样，我被录取了。”
他还说：“精英院校脱离现实的想法是过去一年的主题——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发现自己无法“融入”所谓精英所信奉的模式和价值观。我竭尽全力来到这里，但我突然被划定为精英的一部分，被告知不应该相信这样的事实，这种专业知识是可耻的。2016年11月9日上午，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二天，这种情绪尤为明显。我的许多朋友开始在Facebook上发帖称，全球化的死亡应归咎于“哈佛精英”，因为他们的“精英主义”思想忘记了中产阶级。”
他说他很熟悉对“专家”的这种不信任，但那一次，他属于脱离现实的“当权派”。
他说：“对于我的同辈来说，我现在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然而，我在课堂上仍然感觉自己被孤立了：我是那个在肯尼迪学院论坛上提出关于救世主情结问题的亚洲学生，质问仍然坚持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同学，并提醒人们，越南轰炸我所在地区的人民是一个政治现实，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政治上的误判，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中脱身。然而，在我的同学中，我们有很多“我们去喝杯咖啡吧，我想学更多”的时刻，我发现，一所大学在创造具有全球意识和文化敏感性的变革者方面的工作核心在于学生，而不仅仅是教授。”
他说：“象牙塔并不破旧、古老，也不是古色古香的，相反，它是生机勃勃的，象牙塔里面的人民充满活力，这里所代表的社区是多样化的。我们的职责是利用我们的学术知识和新发现的专业知识来帮助解决这个麻烦世界中的许多问题。”
他补充道：“从在新加坡工作的服务员，到毕业典礼上穿着深红色长袍的哈佛毕业生，我记得在我们都努力“融入”的教室里发生的争吵和挫折。当我走在为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尽自己一份力量的鼓舞人心的同学中间时，我希望我能把我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鼓舞人心的积极的社会变革。”
他最后说道：“如果一定要说我从哈佛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可以在一所精英学府里，不成为精英主义者，就像是我们可以拥有专业知识，却不自称是专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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