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教授变成了卡车司机
刘先生从上海移民多伦多到今年9月12日正好六整年。来的第二年曾回去过一趟，在上海住了二个月，他总的感觉还是多伦多的大环境好，虽然自己的小环境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从那次回去以后，刘先生再没有回过上海。现在，刘先生和太太和女儿都拿了加拿大护照，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都安定了。
刘先生移民之前在上海的一所大学当经济学副教授，有硕士学位，太太是学化学的，硕士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又回到学校读博士。移民的时候，太太的博士还没有读完，就陪着先生过来了。来的第一年，情况很糟，刘先生和太太都找不到专业工作，又不甘心打体力工，没有收入，只能省吃俭用，太太成了职业家庭主妇，先生去社区学院进修金融，由于英语不好，感觉前景无望，没有读完就辍学了。
经朋友介绍加入了煤气公司的门对门销售团队，刘先生英语不好，广东话也不会说，一年下来也签不上几单生意。那时还没有车，搭别人车不方便，门对门销售也不是刘先生的事业追求，就决定放弃了这份谋生的工作。好在那时太太找到了多伦多大学的一份实验室工作，一年的合同。刘先生就替换了太太在家操持家务。一年后太太没能续约，夫妻俩人又双双没有了工作。刘先生说，那个时期，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夫妻俩经常闹意见，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过一天看一天，没有什么长远打算。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学开大TRUCK，考了证加入了一家美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公司，先跑加拿大货运，后来就跑美国货运。这一干至今就是三年。这期间刘先生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栋房子，买了车，他打算今年再买下一辆二手TRUCK。太太也经常陪着他长途货运，孩子让姑姑照料。刘先生说，刚移民时，总想找一份体面的专业工作，至少也是坐办公室的工作，那时觉得干体力工太丢面子，说出去让人耻笑。这种生活态度让自己的精神和生活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苦闷和艰难。说到改变，刘先生认为生活态度的改变是他移民之后最大的改变。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和太太开车跑二个星期的长途，沿途赏风阅景，顺便游览了美加许多地方。
干蓝领，可能被国内的同事认为自甘堕落，但是自己却生活的开心，现在也不原意再去干原来的专业工作了。刘先生说：“在多伦多，生活的选择是多样化的，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代替不了你自己的感受。其实在多伦多可以干的事很多，关键是你的生活态度决定你的选择。”
夏先生：见了加总理 也没有激动的感觉
夏先生来多伦多五年多，从中原省份的一个小城市移民过来。来之前，在这个城市的司法局工作，任第三副局长。夏先生说他也算是这个城市受人高看一眼的政府官员。夏先生是随着太太移民过来的。太太的英语好，来的第二年，就在政府的青年辅导中心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家庭生活虽然不算富裕，在多伦多生活过日子没有问题。
五年来，夏先生断断续续的打过几份工，也组织过协会。夏先生生性好动，喜欢替人家张罗事，喜欢和朋友聚堆。他最喜欢的是社会活动，不管是华人社区还是别的社区，能参与的大型活动，他都会去。市选时他参与，联邦大选时，他也参与，替候选人插牌子，挨家挨户派送小册子，安排筹款晚宴等等。
夏先生的名片盒子里有不少国会议员、省议员、市议员的名片。夏先生说，这些片子都是参加社区活动时，人家和他握握手随手给的，没有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或身居何职。这几年里，他见过不少政府高官或议员，从市长到省长到联邦部长直到国家总理，从感觉上说，都很平常很随和，也很平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齐女士：变得心静和宽容了
齐女士来自辽宁，移民加拿大已有13年。来的第一天，他先生的叔叔开车来接机，给他们带了一些水果在车里吃，齐女士的孩子那时8岁，吃完香蕉随手就把香蕉皮顺着车窗扔出去了，先生的叔叔就不高兴了，批评孩子不应随手扔出去，应该放在车里，等回到家时，再放到垃圾桶里。齐女士当时就说，天黑也没有人看见，就是罚款也找不到我们。先生的叔叔说，这是加拿大，这里没有人会这样做。这件事，当时让齐女士不太能接受。但是后来，齐女士一家出去玩，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随手把垃圾收起来，或放在公用垃圾桶里，或带回家，饮料瓶放进回收的的垃圾箱，果皮放进回收做肥料的垃圾桶。说到变化，齐女士认为最大的变化还是她心情的变化。
齐女士说，在国内时，他和先生同在一家国营大企业工作，先生做技术工作，她做行政管理。来到加拿大后，随着生活的安定，心情放平静了，没有了那么多的脾气，由于百姓与人为善，同情心宽容心自然也就多了。
齐女士一家现住在距多伦多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小镇，先生每天开车出去上班，孩子上大学离开了家，社区有义工做她就去做，没有事做的时候，她就在家做些手工工艺品，周末拿到小镇的农贸市场去卖，她喜欢那里的气氛，有机会接触小镇的不同族裔的居民。买她的工艺品的人极少有人和她讨价还价的，即使不买也会说上几句动听的话。齐女士说，这里的人不仅自己活得快活，他们也会让别人活得快活，他们会发自内心的去称赞别人，看到别人高兴他们也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