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和她不幸被歌德这老头言中，“钟情”得厉害，“怀春”得一塌糊涂。
“红线”是文学，校文学社的小报把我的文章和她的诗歌登在了一起，同为社员的我和她便在互评作品的时候有了较深的印象。她的诗清纯且有些朦胧，我的散文热烈奔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磋”与“碰撞”，我终于有了感觉，我有些喜欢她了。我很内向，又很胆小，不敢去她的教室解决秋水之盼，便心如长草般等待着每周一次的文学社活动。
我发现，她似乎对我也颇有好感。文学社20多位“文学家”，女才子占了一多半，她却偏偏坐在我旁边的位子，而且时不时向我莞尔倩笑。
于是常常不顾老师口吐莲花的妙语，和她谈“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谈“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谈“诗意的栖居”，谈“思想的芦苇”；她则和我谈泰戈尔、谈惠特曼、谈顾城、谈北岛。谈谈复谈谈，惺惺亦惺惺，别的“社员”们常常在休息的间歇说笑打闹，我和她却始终“相敬如宾”。我曾听经验丰富的大人们说，这就是“好”的标志。
我和她真的“好”上了，没有明言，心有灵犀。
有人会笑话或指责我：小小年纪竟敢早恋。其实我始终反对“早恋”这个词。林黛玉与“宝哥哥”两情相悦的时候不过十多岁；翠翠对二老傩送有好感的时候大了点，也才14岁多一点；朱丽叶与罗密欧就更是绝对的“早恋”，一个14岁，一个17岁；为爱而烦恼的维特本来就是个“少年”。这些都是千古绝唱，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过？更何况我们只是谈文学，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更不会像那些低素质的同学一样光天化日之下牵手、喂饭，更没有偷偷KISS（连想都没想过）。我和她都是很纯洁的青年，是精神境界很高的好学生。如果非要给我们安上“早恋”的罪名，那我们也只不过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已。
高三了，文学社暂停，我和她难得再见一次面（我们学校很大）。发e-mail成了我们“精神恋爱”的主要方式。有一次，我曾大胆地在信中写进热辣辣的“情语”，好久，才收到她的回复。
“我一直把你当作最要好的同学，把你当作可信赖的哥哥。如果真的有缘，请留给明天！好吗?”
我知道，她比我理性。如果真如她所预言，我的明天，不，是我和她的明天一定是沐浴在眼光、春雨中的一棵橡树，一株木棉。
等待明天，用真心，用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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