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个问题
安徽滁州市第二中学 林桂平
一、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问题
过去党史学界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争议较大，有“1920年6月”“1920年7月”“1920年8月”“1920年 7、8月间”之说，也有“1920年秋”的模糊说法。近几年来，由于“俞秀松日记(俞是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和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收集来的一些资料”等新史料的发现，现在普遍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时间“应是1920年6月”(包晓峰“纪念建党七十九周年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最初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而非过去许多史书上所称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二、关于李大钊、陈独秀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历史缘由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出席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李大钊未能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原因，陈秀凤老师在《历史学习》曾经撰文认为“1921年7月李大钊在北京筹备、主持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导致他没有参加“一大”。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两点原因：一是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北京八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时值学年结束期间，公务繁忙，无法抽身。二是 1921年6月3日，李大钊等率领“八校教职工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遭军警殴打，头部受伤，当时正在疗伤。
至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历史缘由，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头说起。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时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约他到广州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聘请书。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和李大钊商议，“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去开展工作”(李新主编《伟大的开端》)。于是陈独秀接受了陈炯明的聘请。同年12月16日，陈独秀把上海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次年2月又转由李达代理)，由上海启程赴粤。《新青年》编辑部也一同迁粤。到广州后，鉴于当时广州的党组织已经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伟大的开端》)的状况，陈独秀改组了广州小组，并于1921年3月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广州党小组成为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指导中国建党工作。他们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情况之后，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他们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接着，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分别致函各地小组，要求它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毋庸置疑应当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和7月，在广州的陈独秀先后收到李达和张国焘的来信，催促他去上海。但陈独秀当时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一方面，他“正在编辑《新青年》第9卷第3号，这一期稿子不够，有不少要他自己写”(朱洪《陈独秀传》)。另一方面，陈独秀时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他“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伟大的开端》)。但是为了出席共产党“一大”，他曾向陈炯明提出请假，结果未获批准。于是，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委托包惠僧转给李达一封信。信中对大会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陈独秀传》)”
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崇高威望和领袖地位，加上他又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大会仍一致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1921年9月，陈独秀谢绝陈炯明的一再挽留，辞职离粤回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三、谁闯入了共产党“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8点多钟，在“一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刚刚开始后不久，一个面孔陌生、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神秘中年男子突然闯进会场，最终导致“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易地举行。
闯入“一大”会场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呢?几十年来几乎成了一桩悬案。经多方寻访查证，并访问当年曾经在上海法国巡捕房工作多年的历史见证人，最终查实此人系当时法国巡捕房的巡捕程子卿。
程子卿生于1885年，江苏镇江人，米店学徒出身，少年时曾经读过三年私塾。因其臂力过人，与当时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曾经是拜把兄弟，后来进入法国巡捕房，先作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在职期间，他曾经也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以后经一位重要人物说明他的有关情况后，他闯进共产党“一大”会场的历史责任没有被追究。解放后此人一直避居上海，直到1956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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