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一直坚信，哈佛本科带给我的核心价值，既不是学术能力，也不是吸金大法，当然更不是社会地位。我最珍惜的哈佛教育，并不是她世界一流的设施、四处获奖的教授、高水平的学术讨论，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活机会，让我在课堂外与一群各不相同、极富才华、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起，去学习，去娱乐，去生活——是我的哈佛宿舍生活。
确保不同背景和兴趣的人搭配
在新生们还未踏入校园时，哈佛的住宿系统就已经悄悄地启动了。入学前的夏天，新生要填写一份住宿申请表，内容包括希望有几个室友、自己的学习特点和社交习惯，以及一堆其他个人问题，来帮助新生主任安排住宿。哈佛学院的新生主任会花一整个夏天的时间，亲手筛选这些申请表，小心翼翼地将兴趣和背景不同的学生搭配起来，而不是把相同背景的学生放在一起。这是一件艺术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一个在田纳西州接受家庭教育的基督教小孩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来自纽约最好的公立中学的犹太正教小孩住在一起呢?华盛顿州一个追求增加社交和教育的中国家庭的女儿怎么可能与一个来自麻盛热爱拉丁文的白人女孩每日交流呢?一个来自缅甸的留学生又怎么可能生平第一次和一个从墨西哥移民到洛杉矶的女孩成为朋友呢?
每个新生都和几个室友一起住进哈佛园里的17栋新生宿舍楼中的一套房子。这些宿舍楼只有大一新生可以进入，每幢楼有好几个单元入口，每个单元都有一个舍监专门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个舍监往往是哈佛的研究生或者职员，就住在单元入口的房间里。舍监的职责主要是通过组织社交聚会和给予生活和学术的辅导，来创造一种和谐的团体氛围。因此，从新生踏入房间的第一天起，舍监就成为了学生群体的一部分，学生们有一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住在一起的生活顾问。
打扫宿舍还可以小赚一笔
在新学期开始之前有迎新周的活动，新生可以有选择地参加各项迎新活动。可选的迎新活动丰富多彩，有为热爱艺术的新生提供的艺术活动，为喜欢社区服务的新生提供的都市活动，为热衷户外运动的新生提供的户外活动;对于国际留学生，也有强制参加的留学生活动。学生还有机会参加宿舍卫生小组，通过打扫宿舍小赚一笔。我就参加了这个小组，并且在我卖力地刷马桶和地板时熟悉了这帮组员，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迎新周，也被我们戏称为哈佛营，它为新生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适应宿舍和了解哈佛的机会。比如，如果我要挂科了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想家了怎么办?图书馆怎么用?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冰淇淋狂欢和“初次亲密”舞会(是新生们第一次寻找男女朋友的机会，毕业时还有一嘲最终幻想”舞会)。事实上，大一一整年都感觉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迎新活动，因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让大家加深认识。而每个宿舍单元几周一次的小聚也加强了宿舍圈的集体认同感。来自一个几乎全是白人的小城镇高中，我生平第一次结交了很多非裔和拉美裔的朋友。我既认识了在纽约上东区曼哈顿长大的公子名媛，也认识了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因家里无法负担学费而接受全额资助的留学生。
大一时我很幸运地被安排进了一个小巧温馨的宿舍，格里诺。我喜欢穿着睡衣在过道里晃悠，跑到男生宿舍区和朋友阿诗文以及马特一块儿讨论经济学或者闲聊。阿诗文是一个来自纽约的印第安美国人，马特则来自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小镇。我喜欢在新生餐厅(跟《哈利·波特》里面的餐厅几乎一模一样)里逗留4个小时，跟朋友们讨论政治、教授或者萨默斯校长又怎么搞得与全体教授对抗起来。我喜欢和舍监、舍友们坐在客厅里，品尝新鲜出炉的糕饼，大声抱怨期中考试。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大一回忆——这段奠定了我人生最坚定友谊基石的时光。
大一快结束时要重新组合
大一快要结束时，学生们自由选择和另外7个同学形成一组，参与到分配新宿舍楼的抽签系统中去，通过抽签将每一个小组随机分配到11栋高年级住宿楼中，度过余下的三年哈佛时光。在凌晨的时候，决定我们未来宿舍命运的神秘信封被悄悄地塞进寝室门缝。接到住宿楼分配结果通知的那天简直是一场盛大的仪式，大一学生就在餐厅里疯狂庆祝。每一栋住宿楼都给“大一毕业生”发一件特别的楼衫，欢迎新成员。那天我们小组在餐桌上手舞足蹈，披着楼旗，穿着楼衫，头顶楼帽。“欢迎加入埃利奥特楼，哈佛最好的宿舍楼。”一个高年级女生边扔给我楼衫，边朝我喊道。至此，我已经不仅是一个哈佛的学生了，我还是埃利奥特楼的成员。
哈佛的住宿制受到牛津和剑桥大学系统的启发。不同的是，每一栋楼仅仅承担住宿的功能，而不是一个大学的学术分部。大多数的住宿楼都建造于1930年代。当时的校长阿布特·劳伦斯·洛厄尔决定创造一个新的本科住宿系统，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历，也能通过抽签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平等地被分配到各个住宿楼中，每栋楼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哈佛，有超过97%的本科生都住在宿舍楼中。埃利奥特因为她窗外极其美丽的查尔斯河畔风光和春季豪华舞会而富盛名。每一栋楼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的宿舍楼是最好的。
难忘在宿舍楼餐厅熬夜码字
这个住宿系统的魅力在于，它让学生们对自己的宿舍楼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每一栋楼都有两个“家长”(Master)——一个哈佛终生教授及其伴侣。我的“家长”是里诺·培尔堤莱和他的夫人安娜·本斯特德。里诺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文学的教授;安娜是英国人，在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工作。那个夏天，里诺记住了整整100个新加入学生的名字和面孔。正因为这样，在我们拖着行李箱进入埃利奥特那天，他才能站在入口处，一个个叫出我们的名字，热情地迎接我们。里诺和安娜就住在埃利奥特旁边的一栋小楼里，在那里经常举行美妙的茶会。楼里也有一群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导师(Live-inTutors)，他们通常是哈佛各个研究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职责在于给予我们关于本科学习、申请研究生和找工作的建议和指导。假如我准备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的研究生项目，我就可以寻求法律预科的导师;如果我想去申请一份在法国实习的资助，我就会去找助学金导师。这些导师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在餐厅里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