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农民科技培训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先后组织开展了绿色证书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今年中央财政投入阳光工程的资金达到6亿元，计划培训350万人，为近三年来最高。但仍然存在培训规模小、基础条件差、机制不完善、缺乏法律保障等问题。危朝安表示，今后要大力组织开展好农业科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加快中高等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2．我国在1994年的实行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和财权上的关系，梳理了政府职责，但对省级以下的政府关系的界定则进展不大，而且近几年的财政改革进一步推动了集权。如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推动的减免农业税措施，主要减免的是地方税。地方财政困难，却承担了繁重的事权，数据显示，改革以来中国70%以上的人口所需要的70%以上的公共服务是由基层政府提供的。但是这些支出的52%左右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这意味着这些支出的决策权在中央，地方仅是中央的支出代理人。这样的体制形成了资金的大循环，即从乡、县、市、省到中央，财力层层集中，再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渠道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又层层分配下来。财政资金的大循环，必然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这种集权不是简单的中央集权，而是各部门在集权。每个部门既管事又管钱，结果是财力高度分散，而且部门里又分为多个口子。这势必造成资金不能放在一个池子里统筹安排，财政和财务管理分割零碎，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在财税体制上，一定限度的集权是应该的，而且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能过头，否则会造成财政管理的低效益。目前过于集中的财政体制必须改革，找到集权与分权最好的结合点。但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将取决于相关部门和地方究竟能否跳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而跃升至国家利益、宏观利益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只有冲破了各种既得利益格局的围追堵截，财政改革才可能破冰前行，新农村建设才能成功。
3．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看，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艰巨、最繁重、最长期的任务。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加快解决“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客观上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三农”问题的本质与现状，以增强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的针对性。
我国的农业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质产业问题。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农业的弱质特征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比较效益低，投资于农业的生产要素一般难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和平均劳动报酬，农业部门的赢利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状态，这就带来了生产要素的“离农”倾向；二是农业受气候条件和其它自然力因素的影响极大，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农业生产效益的脆弱性、易损性要求有外部力量的扶持甚至救助。同时，我国农业具有特殊性。虽然我国农业的平均单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但农业人口多、耕地面积少的客观条件限制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单纯依靠农业无法实现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我国的农村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公共财政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基本呈现“城市财政”特征，农村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基本上由农民自己承担。一方面，农民需要承担特有的农业税费，与城市主要针对较高收入的税负相比，农民长期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农民还需要承担修路、办学、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公共福利性支出。同时，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也是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的农民问题涉及农民权益的保护与实现问题。一是生产经营权。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农业长期实行统购包销制度，产品价格背离市场供求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农业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但粮食生产依然是一项硬性任务，农村支援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设计虽然有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实施却影响了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二是生活迁徙权。以城乡分治、户口管制为特征的行政性分割制度使亿万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平均每年占用耕地４００万亩，而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的缺乏，使失地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
我国的“三农”问题相互交织，不仅造成行政性的二元格局和城乡差距加大，分割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空间，而且直接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失调，明显地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影响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只有加快解决“三农”问题，才能不断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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