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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是唐德宗时代宰相杨炎所创之税法。由徵收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徵收金钱为主，一年两次徵税，是为两税法。因为武周末年均田制颓萎，唐初的租庸调法早已不适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
产生背景
唐初实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些土地，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1]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但是在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这就使得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唐德宗
在建中以前，已有多次试探性的或局部地区的赋税改革。代宗广德二年(764年)诏令：天下户口，由所在刺史、县令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科(差派徭役和科税)，不准按旧籍帐的虚额(原来户籍上的人丁、田亩、租庸调数字)去摊及邻保。这实际上就是用户税的征收原则去代替租、庸、调的征税原则。不过没有贯彻下去。永泰元年(765年)又命令：“其百姓除正租庸外，不得更别有科率。”但是在同年五月，京兆尹第五琦奏请夏麦每十亩官税一亩，企图实行古代的十一税制，实际上是加重地税。到大历四年(769年)又先后有几次关于田亩征税的命令，五年三月的规定是京兆府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分夏秋两次并且按亩积和田地质量征税，都是试行的新原则。与此同时，在广德二年到永泰二年已开始征青苗地头钱，按垦田地积，每亩征税十五文，也是按占有土地的面积科税，不过是征钱而不是征租。
大历十四年(78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
主要内容
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
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实施办法 两税法其主要分四点：
「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分主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一律编入现居住州县户籍，就地纳税。可以避免一些官僚、富人为逃避租庸调，而到其他州县置产。 取消租庸调及杂税。 夏秋交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 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粟米。
深远影响
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1)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2)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3)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
尽管如此，两税法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两税法的“舍人税地”使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并且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两税法以土地资产纳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没有土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此后八百年，直到明代末年实施一条鞭法以前，两税法都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税制。
两税法的深远影响是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反映出过去由封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则变为不干预或少干预的原则。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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