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现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承汉，因为有一次牛汉考试时，写“承”字少写了一笔，因此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改名为史成汉，(在他的作品《我的第一本书》中有提到。)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4岁之前一直在乡村，放牛、拾柴火、唱秧歌、练拳、摔跤、弄泥塑、吹笙、打群架，是村里最顽皮的孩子，浑身带着伤疤，一生未褪尽。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承”字写错。父亲是个具有艺术气质和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学教员，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大学旁听过，旧诗写得颇有功力。他十岁以后就入迷地翻看父亲所藏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刊。母亲教他诵读唐诗。母亲生性憨直倔强，他的性格上继承了她的某些感情素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父亲流亡到陕西，在西安叫卖过报纸，学过几个月绘画，徒步攀越陇山到达天水，进入一个专收战区流亡学生的中学读书。入迷地画画写诗，几次想去陕北鲁艺学习未成。1940年开始发表诗，1941年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48年夏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进入华北解放区。建国初期，在大学、部队工作过。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70年代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诗从悲愤的心灵里突然升起。1979年以来，创作了约二三百首诗。曾写过《滹沱河和我》，描写了小时候与滹沱河的往事经历。
牛汉的《经过了长期的悼念一棵枫树》获1981年-1982年文学创作奖，《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散文集《牛汉散文》，《萤火集》，《童年牧歌》。
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份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
《华南虎》背后的故事
十年来，我到过桂林两次。每次归来，有几个友人总要问：“老兄，写了几首风景诗?”我说没有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说，桂林的山水那么美妙，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不写诗对不住桂林。是的，每当航行在碧青的漓江上，两岸拔地而起的青嫩的山峰，山的颤动的倒影，葱葱郁郁的竹篁，还有那烟雨迷蒙的水墨画似的情境，着实把我深深地迷住了。但是，当时与过后，我并没有萌生过写风景诗的念头。我曾就这个事实与绿原谈论过。我对他说，在美丽的山山水水面前，我写不出诗来，我没有描画纯净的自然美的情绪。我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被那种辽阔与壮美的境界和大自然中某些能够引人震惊的、在困境中坚毅不屈的现象或生态所触动，除开属于个人气质的因素之外，还由于不善于纯客观地描绘事物，写所谓的“自然诗”。如果主客观之间没有某种机缘，我是无法凭借冷静的技巧写一行诗的。绿原去过桂林，也没有写出一首赞美漓江风景的诗。但有不少诗人，游一趟桂林或黄山，可以写出十几首、几十首诗。他们写柳烟、细雨、渔家姑娘、碧流、翠峰，我佩服他们这种捕捉诗情画意的本事。我去过黄山，游得也很畅快，登上天都峰，目睹了云海日出，却只写了一首短诗《昆虫的歌》。我在诗里说，黄山是“人的圣地”，也是“昆虫的圣地”。我到过玲珑剔透的鼓浪屿，写了一首《生命》，我歌颂了一株在巨岩的顶端困厄与顽强地生长着、姿态苍老而佝偻的榕树。我认为，对一个诗作者来说，他们应当写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情境与形象，他写的诗谁也无法摹仿，而且他自己以后也无法写第二首相似的诗。这种产生诗的特殊的情境与机遇，不能无中生有地虚构。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不能强加于别人。
1973年6月，我第一次去桂林时，写了一首《华南虎》，连我自己事先也没有料到竟然写了一首大煞桂林风景的老虎诗。老虎，按它的气质与形象，很难与桂林山水联系起来。但是，我却以愤激的情绪写了一只体态并不出众的虎。有生以来，我多次见到虎。那些虎，比桂林的这只华南虎，要威武得多。1951年，在齐齐哈尔见过一只囚放铁笼不久、狂吼不已的东北虎，在北京动物园见过不下三五只老虎。但都没有动过写虎的念头。前面说过，我的气质不是喜欢写壮美的事物吗?为什么没有写狂吼如雷的东北虎?一般说，我这个人对生活的感应还不算迟钝，但让我冷静地剖析我当时的感应，使之理论化，确没有这个本领。我只能尽量真实地写下当时形成诗的经过。
冷静地想想，1973年的当时，我如在另一个地方，遇到老虎，不见得能写出这首《华南虎》。桂林动物园的这只虎，给我的灵魂以震惊的是它的那几只血淋淋的破碎的爪子，还有墙上带血的抓痕，一下子把我点爆了起来。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绝大部分学员都已回京或分配到别的城市，我是属于少数不能入京的“分子”之一。不待说，情绪是异常沉重的。那天，桂林的天气燠热难当。我和两位同伴坐在几棵夹竹桃树阴下一条石凳上休息。──桂林的夹竹桃不是盆栽，它是高大的树，有三四丈高，满树粉红的花朵，发出了我熟悉的甜甜的气味，否则真难相信它就是夹竹桃。对面是桂林动物园，由于无聊，我们走进园内。炎炎如火的阳光，蒸烤着一个个铁笼，里面大半是蟒、蛇，还有几只猴。在最后一排铁笼里，我们看到了这只华南虎。正如我在诗里写到的那样，它四肢伸开，沉沉地睡着(?)。我看到血淋淋的爪子，破碎的，没有爪尖，最初我还没有悟过来，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动物园的老虎，牙齿、趾爪都要剪掉或锯掉。这只虎，就用四只破碎的趾爪，愤怒地绝望地把水泥墙壁刨出了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血痕，远远望去像一幅绝命诗似的版画。我立在铁笼外好久好久，我想看看虎的眼睛。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虎的眼睛也应当是灵魂的窗子。但它始终没有转过脸来。这四只虎爪已经足够使我的灵魂感到惭愧。我想，从遥远的长江南岸来桂林，原只是想在大自然无邪的怀抱中解脱一下，现在我居然还作为一个观众，有兴趣来欣赏被囚禁的老虎。我没有老虎那不驯的气魄，不但自惭形秽，而且觉得心灵卑劣，于是，匆匆离开。我并没有听到虎啸，但期待着1951年在嫩江岸上听到过的东北虎那样的怒吼。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虎啸更凄厉的更洪亮的声音，我即使再悲愤，拼出全生命的血气，也吼不出如此强劲的声音。
回到干校时，当天就匆匆写了这首《华南虎》。写得比较长，大约在一百行上下。我写诗有个弱点，不凝练。绿原多次提醒我说，不论做人，还是作诗，都应当尽力凝练，抒情诗一般不要超过一百行。我生活作风散漫，写诗常常拖沓，不深刻，感情不集中，很不讲究结构。绿原的话，十分中肯。因此，1979年，我整理誊清这首诗的时候，我删去枝枝蔓蔓的东西，剩下不到五十行。去年编集子时，我在文字上作了少许改动，结尾添了两行：
还有滴血的，
巨大而破碎的趾爪!
我觉得，华南虎不羁的灵魂，掠过人们的头顶，腾空而去，总属虚幻，即使让人看见它的“火焰似的斑纹，火焰似的眼睛”，总感到还没有写出最震慑人心的那个特殊的形象，应当让滴血的趾爪掠空而过，让虎爪的受伤的血，一滴一滴，像灼热的熔浆，灼痛那些沉闷而麻痹的灵魂!最后添的这两行，我感到满意。一首诗，必须给读者留下一点难忘的与众不同的形象。人们常说，每首诗有一个“核”，有一个感情的爆发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融起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相信，这首《华南虎》，如果失去滴血的趾爪，而且最后不出现腾空而过的具有动感的形象，它就会显得平淡无奇。
这首诗，有一处写得或许过于简略了，最后一节开头两行“我终于明白……我羞愧地离开了动物园”，原来写得较具体，写到了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但我不愿意过多地剖析自己，觉得那样“联系思想”，有点一般化，公式化，还不如一笔带过，留下空白，让读者去思索。我的这个考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删得太苦，“我终于明白……”用省略号隐去了我的许多内心活动，只用“羞愧”二字点出我的心情。如果诗的最后一节的头两行，单独成为了一节，前后各空一行，可能更好，使读者读到这里，停顿一下，思考思考我隐去的复杂的感情。
这几年我写的诗，包括这首《华南虎》在内，我努力在诗的意境上开拓得深远些。每首诗，从第一节到尾，是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完整的生命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不应再多一点或少一点，它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外在的形式)是与诗的情境、形象以及它的气韵和节奏，是一次完成的。当然达到这个境地是困难的。这只是我的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已。
歌德说过，每首诗都应当写明创作的时间，这对了解诗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华南虎》表现的那种情感只能从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去体会。就我个人来说，我当时只能这么写老虎，而当时奇遇似的让我看见了这只虎，而这只虎与我当时的境遇何其相似啊!
(选自《梦游人说诗》，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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