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黄晖在《论衡校释自序》中说:“清儒,尤其是乾、嘉时代,校勘古书是一代的伟绩。但对于《论衡》,如卢文弨、王念孙等,都是手校群书二三十种的人,而没有一及此书。因为他们只把《论衡》当做一种治汉儒今古文说的材料看。”黄氏所说的卢、王等手校群书而未及《论衡》是事实,所讲的理由则不能令人信服。清人不校勘整理《论衡》,除了认为王充是不孝之子外(见拙作《不孝之子——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载《光明日报》2007年4月12日国学版),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他们眼里,王充是一个诘难孔、孟二圣的悖逆者,而且乾隆皇帝也旗帜鲜明地持此看法,将王充与《论衡》从政治上判了死刑。
《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王充认为,圣贤下笔作文,尽管经过认真思考,还不能完全符合事实,何况他们仓促之间的所言(《论语》主要记录孔子与弟子的言谈),怎么能都对呢?“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既然有诸多矛盾之处,“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讲得理直气壮。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汉代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王充对孔、孟的言论敢于怀疑,不盲从盲信,态度是科学的、难能可贵的。圣人所讲的也不见得句句是真理,既有不妥之处,我又有这方面的才能与学问,有什么不可批评的呢?但是,孔子在世时,就已被其弟子尊为圣人,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已无与伦比,正如司马迁所言:“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因此,对孔子的话,只有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落实于日常言行的份儿,哪能批评、反驳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人们对王充及《论衡》褒贬不一,但对其责难孔、孟的做法却几乎都提出了批评。南宋学者黄震、王应麟,明代学者胡应麟都对此表示了不满。到清代则批评更剧。《四库全书总目》:“《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人相轧,可谓悖矣。”臧琳说:“《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黄式三说:“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梁玉绳亦言:“《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怎样看待清学者对王充的批评呢?一方面,学者们对孔、孟的言论过于迷信,不问是非,不管对错,皆以为是,甚至连圣人的话会错的想法也不许有,而王充竟敢毫无忌惮地百般挑剔,是可忍孰不可忍,故对王充群起而攻之,以捍卫孔、孟的尊严,反映了清代学者们思想凝固、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虽然王充不盲目崇拜圣人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到具体问题,往往“刺”得不准,“问”得无理,未能准确把握孔、孟的思想体系,有时失之片面,不能令人信服。清末学者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有“读书不求甚解例”,批评“《论衡》之《问孔篇》,其中释解多有失之甚求者。”所谓“甚求”,即俗语所谓钻牛角尖也。今人徐复观甚至对王充的理解力提出了质疑,批评王充对孔、孟的不少责难近乎胡闹。《四库全书》本《论衡》的卷首,有乾隆的一篇《御制读王充论衡》:
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全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为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已已,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
但王充公然向孔、孟二圣、特别是向孔子发难,这便犯了大忌,激怒了乾隆皇帝。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对王充及《论衡》的厌恶:王充“非圣灭道”,为“离经叛道、好奇立异之人”,《论衡》与明末李贽的著作一样,皆为歪理邪说,这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王充及《论衡》的死刑,而且赞同王充观点的人,亦为“乱世惑民之流”,不得入于“君子”之列。众所周知,乾嘉之时,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同时也是政治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清廷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很多文人、学者因此丢了性命,甚或株连整个家族或师朋好友。乾隆既然如此态度鲜明地否定了王充和《论衡》,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寻灾祸呢?再加上人们内心深处对孔、孟的尊崇和王充所“问”所“刺”,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清代学者不刊刻、不校注《论衡》,就在情理之中了。(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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