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而无私,唯贤是举的晋国宗族
祁奚
祁奚,字黄羊,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史载,鲁襄公三年(前570年),“祁奚请老”,可知时年祁奚至少在50岁以上。其生年最晚也在晋灵公初年(前 620年)。又据县志,祁奚“历事晋景、厉、悼、平四世(前599年——前532年)”。那么,既便从平公继位初年(前 557年)算起,其享年也在60以上。如果以平公卒年计,则80余岁,可谓长寿。
祁奚本晋公族献侯之后,父为高梁伯,因食邑于祁,遂以祁为姓。“下宫之难”后,景公曾以赵氏之田“与祁奚”。悼公继位,“始命百官”,立祁奚为中军尉。平公时,复起为公族大夫,去剧职,就闲官,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了。祁奚在位约六十年,为四朝元老。他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誉满朝野,深受人们爱戴。盂县、祁县有祁大夫庙。《祁县志》祁奚位列《乡贤篇》首。康熙《山西通志》祁奚被收入《人物篇》。墓在祁县东南荣仁村,其子午并葬于此。
由于时代所限,祁奚在政治上并无卓越的业绩可称。晋景、厉、悼、平四世,秦、楚、齐、晋争霸正酣;晋内忧迭起,是政治家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况景公继位(前599年)至厉公末年(前574年),正是祁奚20到40多岁期间,年富力强,理应有充足的精力参与国家事务。但这数十年间,却是祁奚政治生涯的空白时期,颇令人费解;究其原因,恐是晋公室宗族势力较弱所致。历史上,晋宗法血缘关系比较松弛,经过多次晋宗族相残事件后,异性和异支的卿大夫贵族逐渐把持了朝政。至晋景、厉以后,晋同姓大夫仅剩栾氏、隙氏、羊舌氏、祁氏四家了。景公和厉公采取的又基本上是重用异姓卿族,压制同姓宗族的政策,厉公杀三隙,亡隙氏;悼公时灭栾氏;到晋顷公十二年(前 514年),“祁奚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遂以法尽灭其族……分其邑为十县”,晋公室益弱。可见,景、厉以后,同姓大夫正在逐步退出晋国政治舞台而让位于“六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问题了。
虽然祁奚在政治上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但祁奚荐贤却成为千古美谈,为人所称颂。祁位于帝尧封地,有“尧之遗风”,其民勤俭质朴,“崇节义多劲直之气”。这种品质在祁奚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祁奚请老,悼公问谁可代中军尉一职,祁奚举荐解狐。悼公又问,解狐可是你的仇敌,祁奚道:“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解狐卒,祁奚又荐祁午。悼公问,祁午可是你的儿子,祁奚道:“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这就是祁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
《诗小雅》赞:“言惟有德之人,能举似已者也。”相传解狐为祁县东冀里人,为人正直廉洁,做官时也曾举自己的仇人刑伯柳为上党守。柳往谢解狐,解狐说:“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其耿直倔犟的性格同祁奚何其相似乃尔。祁午也是晋国当时著名的贤才。他“好学而不戏,守业而不淫,柔惠小物而镇定大事,有质直而无流心”,任中军尉后,“军无秕政”。袁启疆称祁午“为诸侯之选”。左氏由此慨叹,“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给祁奚以极高的评价。
祁奚以公而无私赢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他的言行也随之成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栾盈之难”后,范宣子因羊舌虎(叔向弟)故,囚叔向。叔向谢绝了乐王鲋“吾为子请”的好意,希望祁奚能为他主持公道。他说:“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祁奚听说后,请求范宣子赦免叔向。他对范宣子说,叔向惠而有谋,是国家栋梁之才,以其弟之故而杀叔向,是弃国家社稷于不顾,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范宣子遂免叔向。祁奚所为,皆出自公心,所以事后他“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也明知祁奚是为了国家,并非偏爱自己,故不谢祁奚而还。可见,叔向对祁奚是十分了解的。
祁奚之“公”,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宗法制时代土大夫阶层应具有的“忠”“孝”之道德的内在要求。大夫应尽力公家之事,,以私害公,即为非“忠”;而“孝”之道德最为重要,贵族之孝,就是要“尊祖敬宗”“保族宜家”。祁奚作为晋公室宗族,在“公室益弱”的情况下,尊祖保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先秦时期,公而忘私仍然属于较高层次的道德范畴。何况,祁奚唯贤是举,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所以才受到人民的怀念。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本文作者:刘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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