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革新派，晚年保守派，抵御西夏的北宋名臣
韩琦
韩琦是北宋中期享誉政坛的著名人物。他出为良将，在军中威名赫赫，与范仲淹并驾齐驱，人称“韩范”;他入为贤相，在朝中举足轻重，与富弼不相上下，人称“富韩”，他辅立二帝，协调两宫，内理诸政，外拒强敌，对北宋中期的政治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老成持重，能谋善断，被史家认为是可与汉唐名相周勃、姚崇媲美之人。
少年榜眼、廉能官吏
韩琦(公元1007一1075年)，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他才华横溢，于弱冠之年考取进士第二名(榜眼)。据史书记载，殿试时，考官念到他的名字时，太阳下出现五彩云朵。
韩琦最初以将作监丞出任淄州通判，接着调直集贤院、监在藏库。当时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名次的人，多数直接担任显要的职务，别人对他供职于府库深表惋惜，他却处之泰然。
宫中需要钱和绢，都由宦官直接领取而不用验印，因此冒领之事时常发生。韩琦请求设立传宣合同司，使收发双方相互监督，以杜绝作弊作为。每批贡品送到宫中，须主管宦官清点，才算交接完毕。但宦官往往几天不到场，以致物品暴露在檐下，既难于管理。又产生损耗。韩琦奏请减去这一程序。
此后，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升至右司谏。韩琦对于不合理的事，必定直言不讳地提出。宰相王随和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和石中立在中书无所建树，韩琦接连上疏指责他们的过失，使四人在同一天罢官。韩琦又请求停止不经中书而由宫内直接下沼，抑制佞臣通过阿谀、迎合帝后而得势。他常常把明辨得失、匡正纲纪、亲近贤良、疏远奸佞作为急务。先后上疏进谏70余次。王曾担任宰相时威望正高，很少称赞别人，他对韩琦说：“现在的谏官不能恪尽职守，经常畏缩不言，有所顾忌，这对陛下有什么裨益呢?像你那样进谏，可以说是恰当而不迂腐。”韩琦从此更加自信。
益州、利州发生饥荒，韩琦被任命为安抚使前往赈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赋税款额依旧繁重，郡县催逼仍然紧急，以致市场上供应的绢布等各种物品的价格奇高。韩琦到任后，宣布减免和允许缓交赋税，并惩治贪官污吏，裁汰数百万多余的差役。在他的领导下，赈灾工作卓有成效，救治饥民190万人。
韩琦少年得志，为官十载就以勇于除弊、敢于直谏、善于恤民而名闻朝野，为日后建功立业奠定了基础。
抵御夏辽、捍卫疆土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宋朝公开宣布元吴为叛逆，宋夏关系恶化，西夏大举进攻宋朝西北边境。韩琦从四川回朝，谈论西北军事形势很得体，因此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经略安抚副使、招讨副使。朝廷遣使敦促韩琦出兵进剿西夏。韩琦根据战况权衡利弊，也企图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当时宋朝在边境长期屯兵20万，军事上与西夏屡战屡败，士气低落;经济上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困窘。因此，韩琦制订了进攻和防守两种计划，并亲自进京陈述。他指出：“元昊虽然用尽国力入侵，但其兵员不过四五万人。我朝各路屯兵分别防守，实力因分散而虚弱，遇到敌军就抵挡不住。如果集中兵力勇往直前，乘敌人骄傲怠惰之机发动进攻，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于是朝廷命令郝延、泾原两路共同出征。
韩琦回到军中后，积极备战，招募了18000名民兵。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进攻渭州。韩琦命令怀庆路副部署任福统领主力部队从怀远城经德胜寨至羊牧隆城，绕到西夏军背后截断其归路。临行前，韩琦再之叮嘱任福要按照计划行动，并行文规定：如果违反命令，即使有功，也要处斩。但是任福急功近利，被一小股佯败的敌军诱离原定的进军路线。结果宋军人困马乏，在六盘山下好水川遭到敌军伏击，损失9千余人。经略安抚使、招讨使夏竦派人清理战场时，在任福的衣带问找到韩琦下达的檄文，因此上奏说战败之罪不在韩琦。但韩琦上表弹劾自己，于是降级担任秦州知州。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朝廷把陕西划分为秦凤、径原、环庆、都延四路，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各分领一路军事。十一月，韩琦、范、庞被任命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为了提高韩琦等人的威望，韩廷撤销其它各路都鄙署、副都部署所带招讨使、经略使的名号，命令他们统一接受四路使司的节制。韩琦等人还被授予在不便申请朝廷的情况下，根据形势自行决策的大权。
韩琦肩负重任，加倍勤勉地为增强防御力量而努力。他亲自处理军中日常事务，大力整顿军队。他赞同征召土兵入伍，代替禁军驻守边防，认为这样既能节省军费开支，又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经过他与范仲淹的努力，朝廷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他主持裁汰军队，去弱者，存强者，重新整编强壮勇敢的士兵，指定专人训练他们，消弭兵将互不相识的弊病。
由于韩琦与范仲淹等人富有军事才能，又精诚团结，因此陕西宋军战斗力增强，边防守备空前巩固。韩琦从显赫的战功威震西北，因此他年仅30岁就被称为“韩公”，与范仲淹齐名。
英宗末年，西夏进攻大顺城。韩琦主张停止供给岁币，中断和市交易，以制裁西夏的毁约行为。枢密使文彦博等人反对采取强硬措施，还举出宝元、康定年间宋军战败的例子。韩琦说：“谆祚是狂童，没有元昊那样的智谋，而且我国的边防战备比"当时强得多。如果我国立即派遣使臣责备他，他一定会顺从。”不久谆祚果断上表请罪，神宗对韩琦说：“完全像你预料的那样。”
西北边防的将领种谔未经朝廷允许，出兵攻占绥州。宋夏关系立即紧张起来，时刻有爆发大战的危险。朝廷任命韩琦为永兴军节度使，负责指挥关西军事。韩琦说：“边防将领擅自行动，破坏了和约，埋下了战乱的祸根。希望陛下召集中书(政事堂)和枢密院立即决定对策。”但西夏诱杀杨定后，韩琦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他上奏说：“敌人既然如此猖狂，现在就不能放弃绥州。”
庆历中期，韩琦出任武康军节度使。辽国边民侵占天池庙地区.声称原来就归其所有。韩琦召见辽国契丹人的头领，出示他们以前请求修庙的檄文。契丹人理屈词穷，于是归还所占土地。不久以后，契丹人又强行在阳武砦耕种。韩琦命人开挖壕沟、树立石碑以明示两国界限，阻止契丹人进一步侵耕。先前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避免契丹人的侵扰，命令边境的宋人全部迁到塞内，因此忻州、代州、宁化等地有大片的荒废田地。韩琦认为抛弃这些良田不仅可惜，而且给契丹人的内侵提供了便利 他把离两国边境10里的区域划为禁地，在此以南地区则招募乡兵居住和耕种。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又有利于巩固边防。
参预新政、力事改革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西夏向宋求和，韩琦与范仲淹同时被调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这时，元昊联合契丹向北宋施加压力，提出难以受的条件。宰相晏殊等人厌战，准备完全接受这些条件。韩琦认为这样会助长西夏的气焰，因此他坚决反对。他陈述当时急务七事：清理政治的基础，重视边防的筹划，选择优秀的人才，加强河北(黄河以北)地区的战备以防御辽国，巩固河东(黄河以东)地区以抵抗西夏，收揽民心，营建洛阳。随后他又陈述拯救时弊的八事：选用将领;加强按察;增加赋税;抑制奸佞;提升富有才能的官吏;罢黜昏庸无能的官吏;谨慎选拔吏员;裁减消耗俸禄而无所事事的冗员。他预见到完成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因此对仁宗说：“实行这些措施必定会招致诽谤，希望陛下把大政方针交给宰辅大臣，让他们自由决策。”
庆历三年九月，韩琦到陕西参与宋夏和谈，迎使西夏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领土。回朝后，他陈述安定西北边境的四策，指出：“现在应当把和好作为权宜之计，把加强战备作为实际任务。希望修理兵器，训练士兵，营建城池，秘密制订讨伐的计划。”
当时中书(政事堂)与枢密院二府合班奏事，每逢讨论时韩琦必定积极发表意见。即使属于中书管辖的事，他也知无不言。有的同僚因不理解而愠怒，他毫不在意。仁宗评价说：“韩琦性情耿直。”
韩琦与范仲淹志同道合，是革新派的主将。他们积极投身于庆历新政，为改变国家的贫弱状况殚精竭虑，大力推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包括加强军事建设和减轻民众负担的改革。新政使消沉的国家恢复了活力，但招致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不能容忍恩荫的特权被剥夺，醉心于因循守旧的磨勘制度，因此对新政发起了恶毒攻击。保守派谏官指责范仲淹、韩琦等人结成朋党，把持朝政。阴险的夏竦一手捏造了“谋逆大案”，最终把革新派推下了悬崖。韩琦竭力为范仲淹、富弼等人辩解，被保守派视为眼中钉。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五月，韩琦被排挤出朝廷，先后到扬州、定州、并州等地为官。
策立二帝、协调两宫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韩琦调回中央朝廷，担任枢密使;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嘉事占六年(公元1061年)，进封仪国公。
仁宗的三个儿子先后死去，他本人也从至和年间起因病不能临朝，朝廷内外惶恐不安。大臣们纷纷进言，立嗣君以固国本，包拯和范镇尤其急切。仁宗犹豫不决，拖延了五六年，大臣们也就慢慢松懈了。一天，韩琦进见仁宗，在奏完政事后开始闲谈。韩琦见仁宗兴致勃勃，乘机说：“皇嗣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过去发生祸乱都是由于没有及时策立。陛下年龄已高，至今还未策立储君。为宗庙社稷考虑，何不选择宗室中德才兼备的人?”仁宗说：“后宫将有人分娩，暂且等一等吧。”结果又生了一个女孩。
不久，韩琦把《汉书·孔光传》进献给仁宗，说：“成帝没有儿子作继承人，就策立了兄弟的儿子。能力一般的帝王还能够如此开明，何况陛下呢。希望陛下效法太祖的胸怀，那么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他又联合曾公亮、欧阳修极力劝说仁宗，司马光、吕诲也相继附议。在朝廷重臣的强烈要求下，仁宗被迫让步，同意立宗实(即英宗赵曙)为太子。
宗实因父亲濮王去世而居丧，韩琦率领群臣奏请仁宗任命他为宗正。韩琦说：“事情如果已经开始进行，就不能中止。陛下亲自决定后就不应该犹豫，请求内廷下达委任宗正的命令。”仁宗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传达就行了。”任命下达后，宗实坚决推辞。仁宗又向韩琦问计，韩琦回答说：“陛下已经了解他的贤能并选择他作为皇嗣，现在他不敢立即接受，是由于器量和见识远大。这就是所说的贤能。希望陛下坚决起用他。”宗实居丧期满后，仍然不肯受命。韩琦说：“宗正一职的任命刚刚下达，别人都知道宗实必然成为皇太子，不如就给他正名。”于是仁宗下诏立宗实为皇太子。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六月，仁宗病逝后，宗实即位，是为英宗。封韩琦为门下侍郎、卫国公。
英宗突然患病，不能上朝，于是由曹太后垂帘听政。英宗病得很厉害，言行举止失去控制，对待宦官尤其刻薄。宦官们怀恨在心，一起造谣，离问皇帝和太后的关系。由于太后与英宗并非嫡亲的母子，于是两宫互生仇怨。韩琦奏事时，曹太后哭泣着诉说英宗的过失。韩琦说：“这是疾病引起的，病愈后必然不会这样。况且如果儿子有病，母亲能不宽容他吗?”太后的怨气稍微平息了一些。
几天后，韩琦独自拜见皇帝。英宗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情。”韩琦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并不少，但唯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他的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儿子孝顺，这是不值得称道的常事;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儿子不失孝顺，才值得称道。我只怕陛下对待太后孝顺得不够，父母难道有不慈爱的吗?”英宗认为他言之有理，完全醒悟，从此两宫尽释前嫌。
英宗病愈后，韩琦请求代乘舆出宫祈雨，人心于是安定。治平六年(公元1066年)，英宗病重，韩琦借人宫探视之机说：“陛下长期没有临朝听政，希望及早策立储君以安定国家。”英宗点头称是，立即命令草拟制书立颖王赵顼为太子。治平七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颖王赵顼即位，是为神宗。韩琦是连续三朝担任宰辅的元老，有人认为他的权力过重。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到文德殿押班，于是韩琦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坚决不到中书(政事堂)视事，神宗数次恳切挽留都没有成功，于是策封他为司徒兼侍中，出任镇安军、武胜军节度使兼相州知州。韩琦拜别时，神宗哭着说：“侍中一定要去，真是没有办法，今天已经下达制书了。”又问道：“你离开后，谁可以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王安石怎么样?”韩琦说;“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但处于宰辅的地位不行。”
抨击变法、自请辞官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兼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管，这意味着熙宁变法的开始。九月，王安石颁布青苗法，企图通过国家贷款的形式支援农民的生产和抑制富户的兼并，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于贷款的使用周期很短，以及借陈米还新麦等措施，实际利息特别高。而且官吏在实际操作中勾结富户和奸商作弊，从中谋取暴利。韩琦极力指陈青苗法的弊端。神宗把他的奏疏出示给宰相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为官，不忘忧勤国事。我开始认为青苗法可以使百姓得利，现在竟然如此害民，使百姓受到这样大的伤害。”
王安石坚持他的见解，并促使神宗让步。王安石命条例司写出批判韩琦的文章颁行天下。韩琦更加激烈地申辩，还请求解除四路安抚使一职。王安石为了打击韩琦，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韩琦又被调回故乡相州担任知州。
契丹遣使要求割占代北之地，神宗下手诏征询韩琦的意见。韩琦上奏说，我观察近年来朝廷的举措，似乎没有考虑到强大的敌国的存在。契丹看到这种形势产生疑心，一定认为我国有收复燕南的用意，所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进行挑衅。导致契丹产生疑心的事情有七件：一是高丽臣属于契丹，我国用高船诱使高丽来朝;二是用武力夺取吐蕃之地;三是在西山普遍种植榆柳，希望它成长以阻挡契丹骑兵;四是创建保甲组织;五是各州修筑城墙和护城河;六是设置都作院，配发新式弓箭和大刀，大规模造战车;七是在河北设立三十七将。我曾经私下考虑，开始为陛下出谋划策的人一定说治国之本应当首先聚积钱粮，从百姓中招募军队就可以打败敌国。所以发放青苗钱，制定免役法、设置市易务，每天都在颁布新的制度，并且经常更改，以致官吏不能详细地记住，在处理公务时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农民在田地中埋怨，商人在道路上叹息，官吏不能忠于职守，陛下不完全知道吧。企图击退敌人、营造太平盛世，却先使国本动摇、民心离散，这就是为陛下最初谋划者最大的过失。
我现在为陛下考虑，认为应当派遣使节向契丹回复，详细说明近年来的举措是建设武备的常规，并没有别的意向;领土向来划定，不能用这种借口制造事端，破坏了几代的友好。对于可疑的举动，如置将练兵等事，应当取消。只有更加爱惜民力，选拔贤能，疏远奸邪之人，进用忠直之士，才能使天下信服，边防守备日益巩固。假如契丹果然主动背弃盟约，我国就可以振奋神威，恢复故疆，发泄几朝旧有的愤怒。
在这篇奏章中，韩琦借回答对契丹外交政策的见解之机，从总体上评述了对熙宁变法的态度，他指责变法的宗旨，抨击变法在实际操作中向农商聚敛的弊端，以及法令无常引起吏治昆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他主张暂时维持同契丹在条约下的睦邻关系，与北宋当时的军事实力相适应;但因此要求取消一系列积极的军事防御措施和军事改革，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全面否定变法的错误倾向。而其反对向契丹割让土地，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具有进步意义。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韩琦病逝，终年68岁。据载，前一天晚上，大星在治所旁殒落，厩中的马因受惊而长嘶不已。
神宗停止上朝三天，赐给其家属三千两银，三千匹绢供治丧之用，征凋两河的士兵为韩琦营建坟墓，并在墓碑上刻上“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追封他为尚书令，谥号“忠献”，配享英宗庙堂。此后，朝廷还常命他的一个子孙在相州为官，以守护故墓。
韩琦一生中参预庆历新政，抵御夏辽进犯，历相三朝，策立二帝，是北宋中期屈指可数的政治家。
韩琦早年跻身革新派，是庆历新政的倡导人，曾经积极投身于革除弊政的运动之中;晚年沦为保守派，是熙宁变法的批评者，但他的意见也并非一无是处。
在处理北宋与夏辽的关系上，他既反对纵容敌国的妥协政策。也不赞成破坏和平的战争政策，他镇守陕西，通过加强宋军的防御力量促成宋夏和解;为官并州，用和平的方式保卫北部领土。
在嘉佑治平年间，韩琦作为百官之首，主持策立新君，负责协，凋两宫关系，处于易受疑忌的危境。有人劝谏他说：“您的作为确实正确，但是万一有所闪失，不仅自身难保，恐怕全家受害。”韩琦叹息说：“这是什么话!怎么能因为担心不成功而放弃努力呢?”由于他深谋远虑，决策果断，不仅自身得以保全.而且国家没有发生动乱。因此，欧阳修称赞他：“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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