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高权重宠遇不衰，贞介忠诚处事公正。明朝难得的好宦官
田义
田义别号渭川，陕西西安府华阴县人，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死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享年72岁。从他9岁入宫到去世的63年宫廷生涯中，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皇帝，由于他办事“周慎简重，练达老成”，所以“历事三朝未尝有过”，并且“始终宠遇不衰，禄米岁增。”可以说田义一生春风得意，备受皇帝宠信，是一个极有身份和地位的大太监。下面就从两方面来详细介绍田义其人其事。
一、位高权重宠遇不衰
田义孩提时就聪明过人，举止不凡。9岁那年，被净身送入宫中，从此便开始了他漫长而又辉煌的宫廷生活。隆庆在位年间，田义被任命为司礼监提督太监下属的六科廊掌司，管理内外章疏和内官档案。
万历皇帝初登大宝之际(1572年)，仔细考察了身边伺侯他的人，最终发觉田义忠心耿耿，处事干练老成，可以担当大任，于是就在第二年(1573年)委以重任，提拔到文书房当管事，为司礼监的助手(相当于机要秘书)。明朝时，宦官升入司礼监，必须是从文书房出来的才行，因而文书房管事也就等于是司礼太监的预备班。田义进入文书房，充分显示了他本人的才干，也说明他已从众多的内官中脱颖而出，为他日后荣升司礼监乃至掌司礼监印铺平了道路，这是田义发迹的开端。
田义升入文书房管事后，专门负责保管百司奏章和出纳皇帝旨意。因政绩卓著，又升为内官监太监，专掌国家造宫殿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诸事，外厂甚多，同时监视吏部选官，亦为清要之职。
在此任间，田义曾于万历十年(1582年)奉旨押发秦府永寿王府辅国中尉怀墉至凤阳。怀墉是怀顺王怀的弟弟，他们一共兄弟五人。怀墉兄弟四人仗着兄长怀顺王的势力，常以皇家子弟出入市井，鱼肉乡里，后被秦敬王上奏朝廷，神宗治怀墉为“逆恶乱常，大违祖训”之罪，四凶中一人赐死，怀墉等三人被废为庶人，发落到安徽凤阳高墙中禁锢。万历皇帝考虑到怀墉出身皇室，素来桀骜不驯、作威作福，且押送路途遥远，恐有闪失，因此，皇帝就把押送怀墉的重任交给了办事最得力的太监田义。
田义奉旨行事，一路上风餐露宿、小心谨慎，平安到达凤阳，将怀墉交给了太监韩寿，转发高墙。途经家乡华阴县时，他特意回家上坟祭祖，并对乡党亲旧厚加赠遗。他的升官发迹与衣锦还乡，使得乡人十分羡慕，纷纷以之为荣。田义回京后，龙颜大悦，次年便提拔田义担任南京副守备，实际上掌握监军大权。
万历十一年(1583年)，御旨任命田义为南京副守备，同时以南京司礼监太监掌南京内官监印。三年后转正守备兼掌南京司礼监印，留都南京的军政大权都握在了田义的手中。南京是明朝早年定都的地方，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便定南京为留都，一切官府人员均照北京设置，宦官各监也是如此，就是没有皇帝，于是便设守备一人，以公、侯、伯充之。到仁宗时改为派一个宦官去当守备，俨然是皇帝的代表，职务自然十分重要。万历认为南京是“国家根本重地”，特命田义协助正守备新建伯王承勋及兵部尚书翁大立参赞机务、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保护宗庙山陵等，不得欺压百姓、乱征科税、以私减公、玩忽职守，务使军民“安分守法”，一定要“勉之慎之”，“庶副朝廷委托之重”。职权虽大，不过任务也非常重。
此后田义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万历十七年(1589年)，皇帝特将田义由南京召回北京担任司礼监随堂办事，“总理中外文书，提督教习兼督礼仪房”。万历十九年(1591年)，掌司苑局印。万历二十年(1592年)兼掌巾帽局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掌司礼监印，兼掌酒醋面局印，总提督礼仪房”。
在田义担任的这些要职中，司礼监随堂办事、提督教习、督礼仪房、司礼监掌印、总提督礼仪房等都属司礼监系统中至为关键的职务。礼仪房也属司礼监，一般由掌印或秉笔兼摄，掌管“一应选婚、选驸马、诞皇太子女、选择乳妇诸吉礼。”至于田义兼掌的司苑局、巾帽局、酒醋面局又分别是“八局”中比较实惠的职务，司苑局掌蔬菜瓜果，巾帽局掌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酒醋面局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
纵观田义的宦官生涯，发现他几乎是从始到终都在司礼监任职(内官监除外)，无论是接受宫廷教育的内书堂，还是最后的司礼监掌印，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司礼监掌印，田义整整当了10年直到因病去世，这一职务在明代可谓举足轻重。正因为司礼监负责批阅奏章、传达圣命，所以大臣们对司礼监太监也是拱手听命，仰其鼻息，就是大臣入阁，照例要拿着名片，捧着礼物，先拜谒司礼太监，然后才正式就职;平时路上遇见则叩头跪拜。
伴随着田义职位的上升，也由于他忠于职守、谨慎操劳，因此备受万历帝赏识，得到的赏赐格外优厚。万历初年田义当内官监太监时，皇帝就赐他蟒衣玉带。万历十四年(1586年)赏他岁加禄米。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钦赐坐蟒，许禁地乘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再“钦赐内府坐橙杌”。此后，他还奉旨“团营大阅”和“法司录囚”，这些在当时都是特殊的恩典。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卧病不起，万历帝特派医官诊视，不久田义去世，万历帝悲痛不已，特为他辍朝三日，五天之内派三人去谕祭他，并赏给大量冥钱，“赐祭三坛”，又赏“东园秘器”，下令工匠挖地宫埋葬，特“树享堂碑亭”，永久祭祀——这是少有的恩典。至此，田义荣贵善终。
二、贞介忠诚处事公正
提起太监，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个个包藏祸心，无恶不作，利用手中权力干尽了缺德事。一般而言，由于宦官生理上的畸形导致心理上的变态，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同时，宦官社会地位低下，等级制度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疯狂地残害臣民作为补偿。正是这种变态心理，使得许多太监臭名昭著于史册。
明代更是如此，王振、刘瑾、魏忠贤一登上司礼监掌印、秉笔的高位后，就独擅大权，把至尊至上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对大臣们更是排挤陷害、打击报复，杀剐存留全由他们说了算，弄得天下大乱、四海不宁，政治黑暗到了极点。
那么，同样是大权在握的田义是怎样的一个太监呢?下面讲三件田义的事，忠奸好坏便自见分晓。
一是田义陈疏为无辜。《酌中志》卷五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田义刚当司礼监掌印，就冒死拿着两折奏稿去密谏皇帝。一折奏稿的意思大致是：近日以来外廷章疏滞留不报者太多了，以至于内阁、监察院屡屡催发，甚至有人疑惑，私下议论是万岁身边的人故意隐匿，不向皇上汇报，现在恳请万岁爷阅览批答。另一折奏稿说的是：微臣我发现御前执事宫人、内官，有的惹皇帝生气，处罚遣送络绎不绝。有的被打成重伤，加上患时疫而死亡，天天都不在少数。向来是圣旨下达，当日用刑，而掌刑者怕连累自己，便用刑严酷;押解犯人者也怕牵连进去，日夜严加看管，致使受刑者能得性命的十无一二。如此致伤天和，有违圣德。又如近日因寻访杨山女一事，两宫回护，都说不知内情，所以严刑拷打，有的已经损命。因未审详明，累及守门者，几条人命又搭进去了。大凡宫女病死，都要连累内官，轻的打120棍，重的打150棍，打完后性命难保。一人病死已经够不幸的了，何况又波及无辜者?今耳闻目见，哭声载道，怨气冲天，不堪忍睹。若不冒死上奏，则是我等贪恋禄位，畏死偷生，犬马不如。万望圣上圣断。万历看后觉得在理，奖励了田义后，便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不用说，田义的果敢行为使众多的性命得以拯救，弊习立除，真正做了一件善事;同时他还劝勉皇上及时亲政，免得大权旁落，滋生变故。这与明朝大多数太监揽权的行径截然相反，很是难能可贵。
二是田义御前救宝秀。吴宝秀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进士，官拜大理评事，后被贬为南康知府。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口的税监李道仗着是皇帝的特使，恃势妄为。吴宝秀为人正直，不愿巴结李道，故不和他往来。李道恼羞成怒，诬告吴宝秀，说他阻挠税务，下令逮捕了他。宝秀的妻子陈氏闻讯悲痛万分，把平日积蓄的银钱和首饰交给宝秀，哭着说：“把这些作为路费吧!”当晚陈氏上吊自杀。宝秀被押解到北京后，关在诏狱里。诏狱由锦衣卫直接控制，代皇帝行刑，权力超越一切法律之外，下诏狱就是下地狱，刑法极其严酷，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吴宝秀太冤枉了，不少大臣上书皇帝，为宝秀伸冤。奏章积压了十多件俱不上报，即便上报了，皇上也一概不理。一日田义汇集所有的奏疏送到万历面前，万历十分愤怒，把奏章都扔到了地上。田义从容地捡起奏章，又放到皇帝面前，磕着头说：“大臣们在门外跪候多时了，得不到答复绝不退出。”皇帝怒气稍平，把奏疏看了一遍，下令把吴宝秀由诏狱移至刑部。刑部监狱和诏狱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九月，吴宝秀被贬为庶民释放，次年病死，南康士民为宝秀和他妻子建了祠庙。直到天启年间，宝秀的冤案才平反，被追赠为太仆少卿，享受祭祀，并录用他一个儿子当官。要是没有田义的仗义说情，恐怕吴宝秀早惨死在诏狱里了。
三是田义涎唾沈一贯。万历三十年(1602年)，皇帝突然病倒，急召大臣到仁德门听遗诏。一会儿又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万历对沈一贯说：“朕陡遭疾病，恐怕难好。自从承继大业以来，享尽了荣华富贵，没有可遗憾的。惟独矿税一事，朕因为宫殿尚未竣工，权宜推行。如今可以废止了，派去的宦官都让他们迅速回京……”。沈一贯见万历气息奄奄，匆匆叩辞，便在朝房拟好遗诏，送了进去。三更时内侍传谕旨，一切尽如遗诏宣示臣民。大臣们想到矿税即将废除，都暗自高兴。
出人意料的是天还没亮，万历帝突然病好了，后悔要废除矿税，便接二连三地派内使去追回成命。沈一贯急了，说这是照皇帝所说拟就的遗诏，岂能收回?但万历催逼很急，来索要的内侍多达二十余人，他们不断叩头请求，沈一贯迫不得已，交出了遗诏。
就在万历派人追回成命时，田义正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神宗愤怒极了，抽出宝刀要砍杀他。田义深知矿税的危害，见皇上抽出宝刀，毫不畏惧地说：“皇上金口玉言，何必出尔反尔!”他置生死于度外，越说越理直气壮。正在这时，中使拿着遗诏回来复命。田义愤愤然走出，正好撞上沈一贯。他气得用唾沫吐着沈一贯的脸说：“好一位相公，胆小如鼠!矿税各使已经把人民骚扰得够厉害了，你就没听说过吗?今天好不容易碰到个机会，如果你稍微坚持一下，弊政立除。你怕什么呀?”沈一贯顿觉惭愧，惟惟谢罪。确实沈一贯该受埋怨，由于他的软弱胆小，竟让当时人民又多吃了18年的矿税之苦，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弊政才废除。此事说明，田义在一些国家大事上能分清利害，坚持正义。所以蔡东藩先生在《明史通俗演义》中就此事称赞田义：“不期太监中，亦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
这三件事充分说明田义是个好太监，为人正派，不仗势欺人，而是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无辜。尤其是他在大事上能分清是非，主持公道，敢冒死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这些行为在当时权监中是极为少见的。刘若愚在《酌中志》中称赞他“贞介忠诚，有大臣度……性俭朴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也正因此，在田义死后万历帝给予他隆重的待遇，赐祭三坛，树享堂碑亭，祠额题为“显德”，更证明其德性高洁。更有后代的太监追随他气节品行而葬于其墓侧。还因此，清代太监慈有方诚心发愿捐出私产，营建慈祥庵来保护田义墓地，使之以存久远。
抚今追昔，我们真为田义的公正无私、深明大义而感到高兴，如果明朝多出几位这样的正直太监，而少出几位像王振、刘瑾、魏忠贤那样的奸佞之辈，也许明王朝不会亡得那么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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