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政治运动 。发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计为戊戌年，故名。又称戊戌维新。
公车上书和维新运动的高涨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部分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
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3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万言书征集到1300余名举人的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 曾亲往会晤，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
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人草拟新政诏书，准备呈请光绪帝陆续颁行，却又担心触怒慈禧太后，遂决意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訢面陈皇帝。奕訢断然拒绝。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 、制造舆论，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11月中旬，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
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奏劾强学会，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
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学说，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 。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争论 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活动，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
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百日维新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
此书刊载于报，颇为一些士大夫称赞。光绪帝本拟召见，但受到恭亲王奕訢阻挠，改为王、大臣传询。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开制度局以定新法，实行地方自治。总理衙门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4月，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抵制和反对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
目的是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此后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即有届时废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月10日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
5日，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12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
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袁世凯启程赴京后，荣禄即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
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迅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是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 。
9月21日，发布诏书 ，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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