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日本人迎来了战后第一次樱花盛开。樱花的芳香弥漫了整个日本。刚刚抵达日本马关的李鸿章，显然没有赏花的心情。因为他此行的目的，是来与日方签订城下之盟。在行馆里，他将自己苍凉的心境化为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岁，八千里路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一向端庄谨严的字迹，在这一刻变得粘着滞重。仿佛他手腕间的力量已经完全被抽空，他枯瘦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空壳，再也拉不动朝廷这艘破船了。现在，他只能忍受命运的折磨，连死都成了一种奢望——所谓“临事方知一死难”。微风掀动着纸页，他朝那首诗默视良久，没有说一句话。应当说，甲午战争的失利，对这位73岁的老者，对大清朝廷中的改革力量，乃至对这个在同光中兴之后重新燃起复兴希望的王朝，打击都是毁灭性的。
会谈地点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春帆楼。1895年3月20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这里相对而坐。从这一刻开始，双方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决定大海另一端的辽东人的命运。李鸿章在对这个比他年轻和健壮的对手凝视良久之后，说：
“中日两国为亚洲常被欧洲列强猜忌之两大帝国，两国人种相同，一切文物制度的渊源也莫不相同。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双方永久之交谊，此次幸而息止干戈，不仅应恢复从来之友谊，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邦。方今能洞察东亚各国对西方国家处于何等地位者，天下谁能出伊藤伯之右者!西方洪流不断向我东方冲击，此应吾人应深加戒备、同心协力、联合黄色人种，不断讲求防止之策以对抗白色人种之时期乎?惟信此次交战当不致妨碍两帝国恢复其天然同盟也。”
其实，连李鸿章自己也知道，这段陈辞，纯属对牛弹琴，绝望中的人总是希望奇迹发生。但是李鸿章的善意与宽宏，换来的仅仅是日本人的子弹。在第二次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行馆的路上，李鸿章突然看见一个日本人(事后得知，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冲到轿子跟前，举起一支枪，叩响了板机。李鸿章感到面部一阵火辣的疼痛，他莫明其妙地看了一眼那个冒着烟儿的枪口，就昏了过去。
凶手显然希望杀死李鸿章。这一点，在其被捕后的口供中得到证实。但意想不到的是，面部中枪的李鸿章，居然没有死。或许，这个帝国重臣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他的死，还为时尚早。6年后，还有一个更加重大的卖国条约等待他去签署。1901年，在又一次“舌战群儒”，在八国强盗的注目之下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才怀着忧愤之心，离开了这个耗去了他所有才华和梦想的朝代。那是他代表他的国家所做的最后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买卖，在那场最为惨痛的赔本生意中，他卖掉了他的国家整整十年的财政收入——连本带息，共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两白银，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眼下，王朝还需要他与日本人周旋。回到行馆后，李鸿章逐渐苏醒过来。日方安排医生诊治，由于李年事已高，动手术取子弹有危险，只好不取子弹，直接将伤口缝合。李鸿章还特别命令侍从不要洗他换下来的血衣，他要永久保存，他说：“此血可以报国也。”
身负重伤的李鸿章在床榻上读到了日本拟定的和约草案，这令他的内心比伤口更加疼痛。草案内容主要有：
朝鲜自主;
将奉天以南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兵费3亿两白银;
修订通商条约，使日本在华的通商地位与欧美列强相同;
增加北京、重庆等七个通商口岸、允许各国输入机器直接在华生产，等等。
李鸿章决心为议和创造一个好的氛围，他的如意算盘，随着一声枪响散销云散。这份和约，更令他无比愤怒。他希望自己日后在谈判桌上摆出一副更加强硬的架势，希望自己的舌头，为这个衰弱的国度，尽可能是挽回利益，至少，要保住我们的辽东半岛。他的底线，只是赔款，地，是绝对不能割的。第四次会谈时，关于割地一项，李鸿章给日本人的答复是：
“今查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不但不能杜绝争端，且必今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矣……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从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况奉天为我朝发祥之地，其南边各处，如被日本得去，以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地也。日本如果不负初心，自可与中国将此约稿第二款并以下所指各款，酌量更改……”
李鸿章生逢大清帝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帝国“存亡危急”之时，帝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难怪变法英雄梁启超都哀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了。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读了李的答复后，赞叹道：“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伊藤准备彻底反驳李鸿章，陆奥说：“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日本人不希望把谈判变成一场辩论会，于是决定不与李鸿章纠缠于道理，只就条款内容进行谈判。
形势迫使李鸿章必须带伤坚持工作。 4月10日，李鸿章面缠绷带，又回到谈判桌前。双方唇枪舌剑，有攻有守，这场谈判桌上的战争，在今天看来，仍如高手的对弈般引人入胜。日本人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但李鸿章仍不甘心于此。关于赔款，李鸿章说：“赔款二万万，为数甚巨，不能担当。”
伊藤博文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鸿章说：“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藤博文说：“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尚易。国有急难，人才易出，即可用以开源。”
李鸿章说：“中国请你来做首相怎样?”
伊藤博文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
李鸿章说：“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必知将借洋债方能赔偿，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藤博文说：“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实际上，日本人早已和列强策划好了“借债还款”的阴谋，等着大清入套。
关于割地，李鸿章说：“再讲让地一节。历观西方各国交兵，未有将所据之地全行请让者……今约为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将所据之地全得，岂非已甚?恐为西方各国所訾笑。”
伊藤博文说：“如论西方战史，不但德法之战而已。”
李鸿章说：“英法之兵也曾占据中国城池，但未曾请割寸土尺地。”
伊藤博文说：“彼另有意在，不能以彼例此。”
李鸿章到死也没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说：“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藤博文说：“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我军若深入山东省，将如之何?”
李鸿章说：“这是日本人的发明。西国从未如此，日本如此，岂不贻笑西国?”
伊藤博文说：“中国吉林黑龙江一带，何以让与俄国?”
李鸿章说：“此非因战而让者。”
伊藤博文说：“台湾亦然。此理更说得去。”
李鸿章说：“中国前让与俄之地，实系瓯脱，荒寒实甚，人烟稀少。台湾则已立行省，人烟稠密，不能比也。”
伊藤博文说：“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
李鸿章说：“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藤博文说：“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鸿章有些厌倦，总结道：“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藤博文说：“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订约款交阅，所减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算是最后通牒。
李鸿章说：“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故愿速定和约，我亦如此。”这次谈判后，日本兵舰又做出了出兵大连湾的态势，向清廷施加压力。14日，李鸿章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电报，要求他与日订约。4月15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会谈。李鸿章仍要求日方减让赔款总款。经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同意每年贴兵费为50万两。17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清双方全权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举行签约仪式，李鸿章的枯手，在犹疑许久之后，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知道，他签下的，是千古骂名。
《马关条约》中有关辽东半岛的条款如下：
“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又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有关赔款的条款是：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这笔白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呢?两亿两白银，加上后来由于“三国干涉还辽”追加的3000万两白银，约合3.472亿日元，而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这也是说，这笔赔款，相当于日本4年多的财政收入总和。作为暴发户的日本或许有理由因此而感到兴奋。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说：“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觉得无比地富裕。”李鸿章神情黯然地踏上了归国的船只。他表情呆滞地长时间伫望着翻滚的海浪，仿佛他的魂魄，已经丢在了海里。青缎的官袍，被海风紧紧地裹在他瘦弱的身体上，使他更显落魄和苍老。不知他此时是否会想到邓世昌，想到那些葬身大海的北洋官兵，想到当年北洋水师操练时用英文发出的口令。他像一个输光的赌徒一样失魂落魄，只是他输掉的不是个人的家当，而是他终生报效的国家。他知道，他的政敌们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各种型号的明枪暗箭，各种不同的罪名正等着他去认领，但是，在他被国人的唾沫淹死之前，他的内心已经被自责的利刃所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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