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两件均已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从内容看，两件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祭文》中写道：
“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世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入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在另一篇《谒明太祖陵文》中，大致说了相同的意思。文中以兴奋的笔调，强调了辛亥首义、清室退位光复中华大业的成就，并且说：“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这次祭明孝陵的活动，包括上述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祭文，当然不只是孙中山的个人活动和个人认识。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配发的照片中，有一张就是举行这次祭礼时所摄，那真是冠盖如云，临时国民政府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去了。
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天大好事。可是为什么在打倒了一个满族皇帝之后，还要郑重其事地去向另一个汉族皇帝的在天之灵报告喜讯，表达感激之情呢?
朱元璋的历史功过，这里无须乎评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位“太祖高皇帝”的作为与作用，绝不会比“入据神州”的康熙、乾隆等，大到那里去、好到那里去。他坐稳了龙廷之后的专横与残暴，更是不因其身为汉族，而稍轻于身为“异族”的清初诸帝。至于他丝毫也未曾对民主共和发生过兴趣，这更加是用不到取证的。
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孙中山在清室退位后，便急忙率领文武百官去到明孝陵举行隆重祭典，把自己摆在明太祖的事业继承者的地位上，向“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汉室”的喜讯，并且说，能够取得这一胜利，正是靠“我高皇帝在天之灵”的启迪所赐。显然，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这批民主革命家看来，民国的建成这件事所具有的一重极为重大的意义，是在于结束了外族的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也就是说，从此结束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亡国史，光复了中华。两篇祭祀文告里都说得明白，孙中山他们那时是毫不含糊地把元、清两朝看做是中国亡了国的年代。
把蒙古族、满族看作是外国人，把元和清看作是中国的亡国史，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但是，这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革命家中，却是普遍持有的观点。从孙中山，到章太炎、到邹容、到鲁迅，无不如此。而且这种观点还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30年代还有人在这么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自然是由清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举这样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同盟会初创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既然提出了“建立民国”，那还不是管他是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都理所当然地一概应予打倒吗，何必前边再冠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然而这在当时来说，却是极端必需的。当时中国的民众，实在是无法弄明白民主共和是何物，但是对于“反清复明”却是很容易接受的。不是首先指向帝国主义，而是首先指向满清的民族主义，那时无疑是最有号召力、最有鼓动性的革命口号。
以排满为内容的民族主义的高涨，不免带来认识上和论说上的混乱。当民主革命家们义愤填膺地声讨异族统治、忘情地呼吁反清排满时，常常倒向大汉族主义，无保留地讴歌“皇汉”。满族的皇帝不好，汉族的皇帝就是好的吗?满族的君主专制要反对，汉族的君主制就不要反对吗?这样明摆着的问题，一时间便被置诸脑后，没有人肯去想它了。革命家对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认识陷于混乱当中。名声显赫、起过重大革命鼓动作用的《革命军》，在这方面是一个突出的典型。邹容一方面在振臂高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同时他又深情地眷恋于“皇汉人种”、“汉唐衣冠”，愤怒地号召“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驱逐“公仇”“公敌”之满人，“恢复我之祖国”。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完全没有觉察到这种尊崇“皇汉”的民族复仇主义与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主张之间，存在着什么不相容之处。他在推崇华盛顿、卢梭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又坦然地把自己看做是郑成功、张煌言事业的继承者，丝毫也没想到郑、张的保皇忠君态度与民主主义的信念有什么冲突。思想上存在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而完全不自觉的这种状态，当时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家中间，几乎是普遍如此，极少例外。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对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认识是明确的，清醒地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他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前途，也是信心十足。他认定民主共和制度一经建立，必将“不可替代”，必定会在中国“永久存在”下去。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是它以《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为蓝本，毕竟实施了许多有关制度、礼仪、观念、民俗等等方面的改革，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孙中山在推行民主共和制的同时，他和他的同志们仍时时不能忘情于“光复汉室”的“大业”，于是当他们在得到清室退位的消息后，便急匆匆地去向明太祖隆重致祭。两份祭奠的文告，都表现出了观念上和逻辑上说不圆的混乱：既说到“五大民族，一体无猜”，却又反复强调元、清两代是“夷狄”“胡虏”的入侵，从而造成了“神人共愤”、“神州陆沉”的局面;既说到“共和巩立，民国统一”，却又反复强调这些成就都是“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所赐……
在辛亥革命中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反清复明”的“排满”主张，是不是也起过干扰民主主义视线的消极作用呢?看来，这实在是值得认真深思的大问题。
清帝一旦宣布退位，孙中山立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且真心实意地推举袁世凯当正式的大总统。孙中山这时觉得民权革命、民主革命，都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只是该去进行民生革命了，“三民主义”如今变成“一民主义”了，所以他才心安理得地愿意去专管修铁路。为什么孙中山会这样做呢?看来除了由于他的空想和天真造成的认识上的失误之外，怕也和他思想上划不清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尤其是汉族的专制主义———的界限，大有干系。孙中山竟然会那么轻信，甚至那么赞赏那个有“旧经历”、会用“旧手腕”办事的袁世凯，不能不说多半与此有关。孙中山是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明白了“革命尚未成功”的。
孙中山后来也渐渐明白了，民族主义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排满”，而且应当包括“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去反抗那些侵略我们的列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具有了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之后，无疑为中国民主革命提出了一项更加明确的行动纲领，揭示出中国在进行反对封建的民主革命时必须解决的另一项历史使命。
如此看来，在特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民主主义的极大助力，有利于发动群众、团结同盟者，扩大革命阵线，它甚至会成为进行和完成民主革命所不可不同时解决的任务。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又会模糊民主主义的目标，干扰民主革命的进程。所以无论作为意识形态看，作为文化观念看，还是作为行为准则看，民族主义的具体作用如何，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这就是说，民族主义有时会发挥抵抗外族侵略的巨大凝聚力量，有时又会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保护伞。关于民族主义的这种两重性，是值得经常保持清醒的认识，仔细加以分析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得益于民族主义之助是非常大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民主革命家不能与专制主义划清思想上的界限，确是造成历史进程发生许多重大挫折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深层的原因。革命领袖上帝王化的政治野心家的当，或者自身帝王化，其结果必定是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专制主义，不能不警惕者，理由盖在于此;对以民族主义色彩掩饰的专制主义，尤不能不重加警惕者，理由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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