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宦官权力在经过一段冷寂之后，居然死灰复燃，悄无声息地扩张成弥漫之势，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历代宦官权力中最为炙手的一朝，这确实是一个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这一现象是怎样发生与发展的?它根植的土壤究竟在哪里?本文试作探讨。
据史书记载，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无任何权力可言。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征战一生，马上得天下，殊属不易，权力禁脔，旁人当然不得染指。朱元璋先是诛杀功臣，后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朝政不论大小，事必躬亲，目的就是要将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朱元璋对功臣故吏尚且如此，那些非亲非故的宦官就更不用说了。况且，朱元璋深谙历史上阉宦之祸带来的灾难，便决定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明史·职官志》：
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日：“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又，《明史·王徽传》：
自古宦官贤良者少，奸邪者多。……愿法高皇帝旧制，毋令预政典兵，置产立业。家人义子，悉编原籍为民，严禁官吏与之交接。
由是可知，明朝初年，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通，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据《明史·宦官传》：“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可见，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朱元璋当政不久，就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成为空前的封建专制的独裁者，并将此规定制度化，让子孙后代依样画葫芦：“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①本来，即便是有丞相协助处理政务，朱元璋也已累得疲乏不堪，仅每天的奏疏，就令他头晕目眩，难以将息。如今，废除中书省，罢丞相，揽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种情形难以持久，其结果必然仰赖宦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君心。”②所以，严禁宦官干政的朱元璋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曾被他视为权柄天敌的宦官当作助手，继而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了。如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③。洪武十一年(1378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④。洪武十九年(1386年)，“行人刘敏、唐敬偕内巨赉磁赐真腊等国”⑤。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
然纵观洪武一朝，宦官虽参与政事，但由于朱元璋对太监管束非常严格，只要稍有违法，就严加惩罚，因此，尚未酿成祸害。不过，仅仅到了儿子朱棣手中，就使这一祖训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明史·职官志》：
成祖亦尝云，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朱棣明曰遵奉祖训，但却将乃父规定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换言之，只要在皇帝可控制的范围内，宦官自可做主。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峰巅的第一步。永乐元年(1403年)，内宫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永乐三年(1405年)，遣太监郑和率舟师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年)都督谭青营内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太监马骐镇交趾。永乐十八年间(1420年)，设立东厂，由太监头目掌握。从此，明代宦官权力从无到有，获得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与刺臣民隐事之权。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一。
至朱棣儿子宣宗时代，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当教师，学习儒家经典，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明史·宦官传》：
后宣宗设立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
如果说成祖对朱元璋之祖训还有所顾忌，而只是阳奉阴违的话，那么，宣宗则是公然阳奉阳违了。众所周知，历史上太监大多不学无术，甚至识字无几。在唐朝曾有不通文墨的太监抱来通晓文字的女官刺听皇帝与大臣密议内容的笑话。有鉴于此，朱元璋立下祖训：“内臣不许读书识字。”《明史·宦官传》载，宣宗设立内书院，事在宣德元年(142年)七月，目的是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质，以便让他们将来做秉笔太监时，能够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文，以减轻宣宗本人每日批阅大量奏文的政务负担。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就为日后宦官在荒主执政时干预政治作了重要的铺垫。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二。
到了英宗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明史·叶钊传》：
应诏陈八事，中言……宦官典兵，于古未见，唐始用之，而宗社丘墟;我正统朝用之，而銮舆北狩。
正统是英宗的年号，他重用宦官王振，不断地委以重任。然自正统元年至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凡十四年，前七年上有太皇太后，下有三杨，号称治平，王振尚不得逞其奸。而后七年太皇太后及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三杨在世者唯有杨溥，但也年老多病，于是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竟然把太祖立于宫门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世人无不知权在王振，公侯勋戚皆呼之日“翁父”。及瓦刺来攻，英宗亲征，授王振以指挥军事的大权，这是明代宦官直接握有兵权之滥觞(以前仅是充任“监军”)。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三。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以军政大权。邹智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上疏：
臣又闻高皇帝制阍寺，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官禁，此岂高皇所许哉。
邹智所言，指的是宪宗任用宦官汪直。汪直当时领西厂，气焰熏灼。汪直每次外出，随从甚众，前呼后拥，遮街塞巷，朝中公卿大臣遇之皆避其道。一次，兵部尚书项忠遇之不避，备受其辱，可谓一手遮天，以至“今人但知汪直太监也”，朝中大臣皆唯其马首是瞻，汪直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还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两次外任边将，指挥军队打仗。明代宦官被用如将相，此明代宦官权力嬗变之四。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刘瑾的肆虐，魏忠贤的专擅，不过是上述先例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从实质上说，明代宦官于政的法定手续，在宪宗时代就已完成。此距洪武颁布“不许宦官干政”的祖训仅一百年耳。何以洪武之祖训会背弃得如此之速呢?究其原委，笔者认为有三：
其一，政治需要。明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在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就是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劈昵者提督之。”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说白了，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
其二，主怠赖宦。与创始基业的开国帝王们不同，越到后来，其继承者们便越趋于荒怠、腐化，这是中国每一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旋曲。继位的帝王们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被委以亲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地扩张。宣宗设立“内书堂”，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准，本意是把他们培养成秉承旨意的帮手而已，所谓秉笔太监。故宣宗虽然让太监批阅文书，自己亦每日亲笔批阅奏本，并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秉笔太监未敢售其私。但后来的帝王们就没了这份闲情逸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享乐，有的干脆撒手不管，宦官们“遂逞其志矣”。武宗时的宦官刘谨，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书，武帝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重”，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贤才得以售奸。
其三，人治随意。缺乏法治的保障，政策的决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而复得的根本原因。明朝并非没有制度，甚至应该说，制度还很严厉。明太祖把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不仅定为祖训，还被制成铁牌立于宫门外，其用意就在于永远地告诫子子孙孙，谨防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但为何仅仅隔了一代，从建文帝开始就渐渐地弃之不顾了呢?关键就在于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法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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