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朝亡国十三年之后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时为藩王的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说：“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馀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张德辉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断然加以否认。所谓“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说金朝亡于儒生之手。
历史记载表明，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是一位勤勉有为、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国之后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金末进士、后仕元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在《汝南遗事》卷四“总论”中列举了哀宗的许多德政，对他评价甚高。历代亡国之君大都是遭人唾骂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祯皇帝才是例外。
对于金末的国君和晚金的国政，元人是普遍予以赞许的，可见金朝之亡国，显然不是因为内政的缘故。在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人将金朝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女真人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女真人本以狩猎和农耕为生，生活质朴，不事奢华。但当他们迁入汉地之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猛安谋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谋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对金的败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生活在金源内地的女真人也同样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留居金源内地的女真人，理应能够保存较多的民族传统，可就连他们也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
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十二世纪初的女真人，曾经创造过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颜阿骨打，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将辽、宋两大帝国彻底征服。当时的女真为何如此强大?《金史·兵志》这样解释说：“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作为一个新兴的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尚武精神，这就是他们当时无敌于天下的主要原因。然而，仅仅三四十年之后，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陈亮谓金人一自南迁汉地，便“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据南宋归正人说，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长的骑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至世宗时，统治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可见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从金代墓葬的变迁中也能看出女真尚武精神的蜕化。考古文物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金初女真人有随葬鞍马的习俗，但到金朝中后期就很少见了，金墓与汉墓基本无异，鲜有自己的特征。
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
金代中期，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已经日趋衰败。大定十八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当时军政存在的严重问题：“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馀，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在女真人生活上堕落、精神上缺乏斗志的情况下，猛安谋克军制必然要走向废弛。
金朝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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