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通读《资治通鉴》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正在天津大学读书。这部共294卷的巨著300余万字，我当时看的是缩印本，厚厚的4大本。读完后，我当时就有个困惑：与《资治通鉴》同为“史学双璧”的《史记》是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写起，《资治通鉴》为何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
时隔十多年后，这个长期以来困惑我的问题，终于在毛泽东晚年与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找到了答案。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国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罗。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跟着毛泽东读史就是爽，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都能洞若观火，有拨云见日之快感。工作后我又通读过一次《资治通鉴》，比之毛泽东很惭愧，毛泽东先后通读过这部巨著达17次之多，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此著共294卷，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作者把这1363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北宋时代，实现了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的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但隐忧甚多，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试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在这部书里，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且书名由宋神宗钦赐。《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的整体描述，以达到警示后人之目的。
司马光一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奉献于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是古代很牛的多学科通才，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他一生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刘继兴考证，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简直太牛了。
以现代的观点看，《资治通鉴》同时还是全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部管理典籍，是一部集领导与员工以及决策者的行为思想、能动思想、管理思想于一身的经典著作，以思想来感化每一层面的人，以事例来教化你在工作后如何界定自己的内心岗位及应遵循的职责，是所有管理书籍的鼻祖。从这个角度说，司马光还是风华绝代的管理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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