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赵昚病死，丞相赵汝愚鉴于光宗赵惇昏愦无能，又对孝宗不孝，因此与韩侘胄等密谋并商得太皇太后(高宗赵构孀妻宪圣慈烈皇后)吴氏的同意，立皇子赵扩为帝，是为宋宁宗，尊赵惇为太上皇。这次政变虽然很快结束，但大臣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接踵而至。韩侂胄是吴太后的外甥，又是宋宁宗赵扩皇后的叔父，他为了左右朝政，仗着拥立新君有功，和外戚身份，出入宫廷，在皇帝面前不断谗言，大肆排斥异己，先是免掉曾经弹劾他的朱熹的官职，接着又把赵汝愚排斥在朝廷之外，赵汝愚被诬陷犯有“谋危社稷”的罪行，被贬充军。 赵汝愚抱屈饮恨，在半道暴死。韩侂胄还不瞒足，于庆元三年定出对"伪学"、"伪党"的禁令，将朱熹、赵汝愚二人的门生、故吏等加以迫害清除。这样，朝中大权集于韩侂胄一身。
韩侘胄是个雄心(野心)勃勃的人物，大权在手后，在朝廷提出再度北伐。四十年前，孝宗任命主战派将领张浚主持北伐。宋军初战告捷，收复了灵壁和宿州。但是很快在金军的反攻下宿州失守，接着宋军又在符离溃败，北伐失败。从此以后，南宋朝廷很少有人再提起北上伐金，恢复中原。君臣躲在风景如画的临安，歌舞升平。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当年的“靖康之耻”、亡国之痛。
韩侘胄的北伐计划一经提出，立刻在朝野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赞同者称之为千秋功业，在此一举。反对者抨击他开罪邻邦，将祸国殃民。
应该说，韩侘胄执意北伐有他个人的目的，韩侘胄靠裙带关系走上高位，他才学有限，在朝廷之中常常受人白眼，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天子即位后，韩侘胄自持恩宠，经常到宰相办公场所串门，对政事发表自己的观点，一些宗室大臣对此甚为不满，大臣吕留正指示门吏告诉他：“宰相部堂不是你来来往往之处。” 韩侘胄怀恨在心，于是在宁宗面前日数这些大臣的短处，通过宁宗下诏将这些人一一赶出朝堂。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一律视作党人而予以打击，韩侘胄的强硬手段在朝野上下树敌甚多。
更让韩侘胄担忧的是皇后韩氏病死，贵妃杨氏被册立为新后，杨氏极有心计，与韩侘胄素来不和，从接近皇帝的角度而言，韩侘胄明显比不上杨氏，韩侘胄受皇帝的宠信程度正在逐日下降。韩侘胄明白，自己如果不能建立殊功，他就永远无法树立权威。
当然韩侘胄此时提出北伐，也是有着一定的依据的。首先，当时的南宋，虽然只剩下半壁山河，但依然拥有江南富庶之地，尤其是经过高宗、孝宗两朝的经营，还是世上最富裕最繁华的国家。有学者考证，因为当时宋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对外海上贸易，远胜于宋前后的以农业税收为主的唐、明、清各朝。据说当时宋的年财政收入是明朝中期的六倍还要多。所以说在综合国力上来说，南宋的富有在世界上仍是无出其右，军费开支不会成为问题。
其次，宋朝的对手金国当时后院起火，它的北方一个新兴的蒙古部落联盟正在崛起，在蒙古军队的连连进攻下，金军遭到沉重打击。金国内部，被灭亡的辽国契丹人不时反叛，汉人也纷纷起义，也牵制了金军的不少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宋朝能再出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岳飞式的人物，有一支或几支岳家军这样的劲旅，大军北伐，有可能收复失地，，将女真势力驱逐出中原大地，并遏制南下的蒙古军，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将重新统一，而且世界的历史也有将因此改写。
当然历史不容许假设，而且从当时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来看，由于久离沙场，宋军将士的的武功早已孱弱不堪，且不说与强汉盛唐相比，而且和北宋初期的太祖、太宗朝也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因为南宋王朝长时期坚持重文抑武，与金议和的国策，凡能征善战的将领都没什么好下场。留下的将官士卒素质都比较低下。而韩侘胄本人也只是个近幸之臣，靠太后和皇帝的恩宠才发迹的人物，文韬武略都不在行，既不会运筹帷幄，又不能统帅大军出征，他的手下又大多是一些阿谀奉承之徒，这些人在太平日子里或许还能纸上谈兵，但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却没有一个人能担当起重任。
韩侂胄在提出北伐中原的口号时，也做出过一些姿态，提出重用人才，放宽"党禁"。但是这完全是作秀而已。陆游力主抗战，在群众中影响深远，自然是他延揽的对象。陆游并不看重官位利禄，但他有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他认为朝野上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消除内部纷争，团结一致，一致对外。因此，在嘉泰二年(1202年)，即韩侂胄当权的第七年，朝廷起用他为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时，他以衰朽之年，慨然应召，再度出山赴临安供职。陆游还想利用这一机会把自己对抗战主张和斗争策略奉献给朝廷，促使北伐早日顺利实现。然而情况并非所料，韩侂胄延揽陆游，只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吸引群众，却不想真正重用他。这样，陆游在临安也就只能作些整理编史业务，根本不能参与北伐大计。他感到十分失望和无聊，在嘉泰三年史书编成之后，辞官回家。而象辛弃疾这样的抗金名将，虽然年迈，数十年来，梦牵魂绕，一直惦念着恢复大业，当时辛弃疾的观点是，金国的变乱对朝廷来说是幸事，可以采取应变之计，不过金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比较雄厚，远没有到一触即溃的地步，绝不能掉以轻心。但韩侘胄根本就不信任他，把他扔在一边。
北伐是一件何等郑重的大事，韩侘胄却把它看得过于简单。他只看到了敌人的弱点，而不了解自己的短处。他过于高估了他手下的那帮子酒囊饭袋的力量。1206年，韩侘胄任命的北伐军主将(京洛招抚使)郭倪出兵突击，攻陷金帝国边境重镇泗州(江苏盱眙北)。这靠偷袭得来的小胜，竟然使韩侘胄喜极若狂，马上鼓动皇帝赵扩诏告全国，宣布金国的罪状，正式对金宣战。宋军四路并进，主将郭倪攻宿州(安徽宿州);大将李爽攻寿州(安徽凤台);皇甫斌攻唐州(河南唐河);另一位大将王大节攻蔡州(河南汝南)。但在金军的反击下，四路相继溃败。这时陕西河东招讨使吴曦又居蜀叛变，自称为王，并与金人妥协，暗中退兵。金军乘胜分九路东西夹击，渡过淮河，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江苏仪征)，金军扬言造舰渡江，将进军江南，南宋朝野一片震恐。
郭倪此人或许是韩侘胄手下为数罕见的懂一点军事韬略的人物，平时也看一些兵书，一向以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自居，手持羽扇，谈论三国人物，滔滔不绝，以为自已也能像孔明、公谨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建立震动天地的奇功。大军出发时，他仿效孔明模样，向手下将领如此这般一一调度，还以调侃的语气吩咐负责后勤的将领说：“木牛流马，靠你支持。”
但是宋军兵将骄惰、士气疲敝由来已久，这样的部队吓唬吓唬老百姓可以，但是在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金军面前，马上露出了怯相。两军对阵，金军呼喊攻来，宋军还没有交锋几个回合，就阵脚不稳，朝后溃退，自相践踏，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全军崩溃，而郭倪号令不通，对残兵败将根本不能控制，只得自己也跟着一起狼狈逃命。郭倪后来被追查失败的责任时，泫然泪下，人们为此称他为“带汁诸葛亮”。
兵败后的南宋不得不向金求和。而金国对于宋的进攻气愤难平，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不仅要求南宋割让两淮，增加岁币，而且要求宋交出主战的魁首韩侘胄的头颅方能撤兵。
南宋朝廷中反对韩侘胄轻启战衅的舆论占了上风，韩侘胄的反对派杨次山、史弥远等人联络了韩侘胄的两名党徒副相钱象祖和李壁，韩侘胄的手下大多是趋炎附势之徒，趋炎附势之徒的最大特征是没有原则，不讲信义，这些人因利益才走到他的身边，既然在韩侘胄身上已无利可图，韩侘胄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当即答应反水。杨次山、史弥远乘机向皇帝宁宗上奏，“侘胄平日恣横，目无君上;今复轻启兵端，以危社稷，宜速正法，以谢天下。”宁宗尚在犹豫之中，皇后杨氏定计，将韩侘胄骗来上朝，在路上埋伏健卒数十人，喝令韩侘胄跪听诏旨，然后用铁锤，望准韩侘胄的头颅，(一说对准韩侘胄的私处)用力一击。韩侘胄倒地毙命。南宋答应了金国提出的全部条件，韩侘胄的头颅被割下涂漆后送往金国，金人将其悬于通衢大道，令百姓纵观。
对于韩侘胄的失败，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分析评论，韩侘胄的骄横暴戾，韩侘胄的任用私人，韩侘胄的迫害异己，韩侘胄的盲目轻敌，韩侘胄的个人动机不纯，韩侘胄在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而轻启战端，这一切都是应该予以否定的。
但是，韩侘胄在南宋王朝久享安逸的背景下，毅然伐金，为复国仇，其志气可嘉。虽然他吃了败仗，但他的下场和打胜仗的岳飞一样，都是死在自已人的手里。岳飞被害之时，奸相秦桧执掌权柄，尚没有向金国送上岳飞的头颅，而韩侘胄作为此时南宋王朝的宰相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头颅却被轻易送出，国家的原则精神，竟然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践踏。
这是南宋王朝自屈于人的丑剧、悲剧，为有识之士所痛心。对于如何处置韩侘胄的头颅，当时在南宋朝廷中就发生过争论。据宋人叶绍翁所著《四朝闻见录》记载，大臣王介对将韩侘胄的头颅送往金国的做法提出抗议，并且义正词严地说：“韩侘胄的头颅固不足惜，但国体足惜。”“今日敌要韩侘胄的头颅不足惜，明日敌要我辈的头颅亦不足惜耶!”当时的太学生们还写诗讥讽这件事，“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一诛终叛汉，於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见《齐东野语》)
这些有分量、有正义感的意见却不为当时执掌朝政的当权者所理睬，而被一些喧喧闹闹的“诛韩贼以谢天下。”“侘胄臭头颅，何必诸公争。”的叫喊所淹没。南宋朝廷又重新弥漫着求和、苟安，醉生梦死的气氛。这种精神与理念的丧失比军事上的失败更为可怕，从此以后，南宋王朝再也无人重提北伐，偏安一隅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南宋的败亡已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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