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时期，其主流军事思想与以往发生重大变化，保守的、重内轻外的意识取代了积极进取、外向的精神。与此同时，其国防战略与兵学亦与之适应而演变，大致蜕变为被动防御和教条、空论的结果。
经历中唐五代长期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局面之后，宋朝开国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收兵权举措，结束动乱，维护统治秩序。但随着文武失衡问题的解决，统治者却未能适时调整方针政策，特别是宋太宗朝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交战的信心，从此眼光向内，又采取“守内虚外”之策，逐渐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后，宋朝大致延续这一路线，长期矫枉过正，侧重于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治国，有意抑制武将群体和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于是，其主流军事思想打上了守内甚于防外的强烈色彩。这种源于极端狭隘专制集权主义的保守军事思想的确立，便不能不对国防战略与军事学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在宋主流军事思想中，强调军队以维护内部专制统治为首要和主要任务，因此对将帅的角色、作用便存在偏见认识，即：要求其安分守己，以能约束和管制部属为上。正因为如此，当政者长期对将领严厉束缚，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北宋名将狄青饱受打击，南宋高宗集团惨杀名将岳飞之举，也实与此狭隘思想有关。
第二，在歧视、抑制武将群体的意识作用下，配合“将从中御”的需要，派生出“以文驭武”制度，长期使用文臣，甚至不懂军事的书生指挥军队。虽其流弊无穷，但依旧不愿舍弃。
第三，在宋主流军事思想下，直接导致全面防御，也是被动、消极防御的国防战略的确立，放弃了以往攻防结合的原则。虽然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却不思悔改，继续抱残守缺。议和手段又被视为医治边患良药，长期依赖之。
第四，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下，主流军事思想的本质就是怀疑、歧视武力因素。因此，主政的文人士大夫集团对国防关注不足，虽然养兵规模巨大，军费开支不堪重负，但完全属于被动应对行为所致。
第五，在宋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及工艺水平显著进步，特别是火药应用于军事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发生一定变化，为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社会精英群体集中在文官队伍之中，缺乏对新军事手段的敏感和重视，更没有思考由此可能引发的军事变革，依旧摆脱不了冷兵器时代的传统用兵思维模式。
最后，儒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者们汲取佛、道等其他思想养分，纷纷创建自己的学说体系，形成内容饱满的新儒学。但与此鲜明对应的是，兵学却依然徘徊于先秦以来兵家著述的囹圄。宋廷基于自身的需要，曾长期严禁民间流传兵书。宋夏大规模开战后，固然因为战争的刺激，谈兵之风随之颇盛，不过或处于文人空谈泛论之中，或陷于传注之学，亦即经院文牍主义，未能如儒学那样由传注之学向变革理论、方法的探讨深入发展。故注解前人兵书者多，还出现了官方校刊的“武经七书”，但创新思想却少见。不少人还迂腐到为无能的政策作注脚的地步。这种兵学严重滞后的尴尬局面，既是当时主流保守军事思想的产物，反过来又束缚了军事学说的发展与实践。
由于宋朝治国思想中不断加深的偏见，致使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军事学说背离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从而对其国防军事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由此两宋虽然经济、文化辉煌一时，但却不免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亡于边患，最终以“积弱”而闻名于史。南宋学者吕祖谦即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元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四九三《蛮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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